这件事还得从头说起。本来，神宗的王皇后没有生孩子。万历十年，神宗私幸慈宁宫宫女王氏后得长子常洛。这位王氏宫女的年龄比神宗大，神宗只是一时高兴，竟有了孕，要不是太后抱孙心切，神宗还不一定认账。迫于母命，神宗于四月册封王氏为恭妃，八月就生下了这个一生倒霉的常洛。十四年正月，最得宠的郑氏生了皇三子常洵(第二子一岁夭折)，二月即册封为贵妃，名位竟在恭妃之上。这时，长子常洛已五岁，皇帝毫无册立东宫的迹象，于是朝廷内外纷纷怀疑将立三子，当时的宰相申时行等人连续两次联名上疏恳请册立东宫

　　，以重“国本”。皇帝的答复是稍待二三年，敷衍了过去。接着，户科给事中姜应麟上疏请求册立太子，强调正名定分，并明确指出当“首进恭妃，次及贵妃”。这下触怒了神宗，说“恶彼疑朕立幼废长。”这正是不打自招。应麟就此被谪为山西广昌县典史。但这件事让太后不大高兴。一天，帝入侍，太后问起此事，帝曰“彼都人子也。”太后怒曰“尔亦都人子。”帝惶恐伏地不敢起。这是因为内廷呼宫女为都人，太后亦宫女出身。正因此，神宗虽欲立三子为太子而有碍于太后名分，不敢断然废长子。他内心充满矛盾，臣子们又不断上疏，指斥宫闱，这使他十分恼火，形成了“交章言其事，窜谪相踵，而言者不止”(《明史·福王常洵传》)的恶性循环。每年总有几位不怕死的臣子上疏册立太子，随着的就是降职、罢官、打屁股。其中万历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疏规劝皇帝戒除酒色财气四病。关于色，他就这样说皇帝，“宠十俊以启幸门，溺郑妃靡言不听，忠谋摈斥，储位久悬，此其病在恋色也”。疏文最后，特地附“酒箴”、“色箴”、“财箴”、“气箴”四箴以献。这篇四箴疏，可以说是对神宗全面而严厉的批评，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关于册立太子的事一直闹到万历十八年，皇帝总算答应“后年(即万历二十年)册立”。可是反复无常的神宗，后来发了一次火，又改为二十一年举行。二十一年到了，又变卦了，说再等几年。于是天下大哗，廷臣谏章日数上，力请追还前议。闹到二十二年二月，才让十三岁的常洛出阁讲学，于是臣心稍安，一股“争国本”的浪头趋向低潮，但也时有催请册立、触怒皇帝之事，一直折腾到万历二十九年十月，才草草完成了册立之礼。《金瓶梅》的作者，假如卷入了“国本”之争的漩涡，甚至是因此事牵连而被迫去国如屠隆者，难道不会很自然地将此事反映到小说中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