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蒋介石宣布减低河南军粮配额后不久，粮食部长徐堪却把250万石改为了250万包。一石小麦约为140多斤，一包约为200斤，这一字之差，逼死了多少穷苦无告的农民!张仲鲁回忆说“超额完成征收军粮任务的河南粮政局长卢郁文，却受到了蒋介石的记功褒奖。” 
         抗战爆发以后，几十万军队驻扎在河南，军粮、草料、兵源全部“就地取材”。1937年到1942年，河南出兵出粮均列全国之首。异常沉重的兵役徭役和赋税，使得河南民力物力财力早已枯竭，即使是在风调雨顺的年头，农民交完赋税后也只能靠野菜杂粮勉强度日；遑论1942年全省遭灾，麦收只有一两成，秋粮完全绝收!。
在蒋介石看来，河南是中日军队角逐的主要战场，而非相对稳定的大后方，他随时准备放弃河南。因此，他提出“不让粮食资敌”的口号，一面将河南农民搜刮殆尽，一面随时准备抛弃这三千万子民。正是沿着这样的逻辑，他才会在1938年下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而这件事情，也是导致1942年河南大旱的根本原因之一。 
         如此背景之下，当局严密的新闻封锁，《大公报》的停刊，张高峰的入狱，也就不足为奇了。
民心的反噬 
         《大公报》和《时代》对于河南灾情的披露，让蒋介石陷入国际舆论压力之下。为堵人非议，蒋介石派中央勘灾大员张继、张厉生二人前往灾区视察。
根据张仲鲁回忆，此二人来到河南，先召开一个小会宣示“中央德意”一方面，救灾、军粮是两件事情，灾要救，但不能为救灾减免军粮；另一方面，不应对灾荒夸大其词、过分宣传，以免影响抗战士气、混乱国际试听……总之就是赋税一个子都不能少，舆论上正面文章要正面做、反面文章也要正面做。二张告诫河南官场诸君受党和领袖抚育栽培提拔才有今日，一定要“实事求是”。 
         “二张回去后，把缩小了的情形报告蒋介石后，蒋介石才决定拨给河南法币1.2亿的救灾贷款”。即使是这点杯水车薪的钱，也被河南省**秘书长马国琳和省银行行长李汉珍扣下用来做投机倒把买卖，一直拖到1943年麦快熟时才买了一批发霉的麦子发给灾民，而截至彼时，河南至少已经饿死了三百万人。这个数字，被当时的河南官方统计为1602人。 
         “我们知道，在河南农民的心底，有一种暴怒，要比死亡本身更酷烈；我们也明白，**的勒索，已使农民的忠诚化为乌有”。从河南回到重庆的白修德，看着重庆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内心涌起悲哀“重庆谁也不相信我们，直到一年后日军在这全部的插曲内，最后加上历史性的一幕。”
“历史性一幕”发生在1944年春夏之交。这一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受到重创后，孤注一掷在中国发动空前规模的“一号作战”，意欲打通直通南方的大走廊。历时38天的战斗中，日军5万余人的兵力，打垮了40万人的国军，豫中30多个县城被日军占领。 
         汤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时，“历史性一幕”发生了豫西山地的农民举着猎枪、菜刀、铁耙，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后来甚至整连整连的解除他们的武装，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活埋部队官兵。5万多国军士兵，就这样束手就擒。 
         “中原王”汤恩伯恼羞成怒，这位河南民众口中的“四害”(水、旱、蝗、汤)之一，把中原会战失败的罪责推到河南百姓身上，破口大骂河南人都是卖国贼。其实何止一个河南，其他地方这样的事情也不新鲜。《剑桥中国史》还记载“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偷偷地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下当自由民。’”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守卫洛阳的第四集团军却受到了民众的大力支持，其总司令孙蔚如回忆说“在阵地十八日之激战中，输送军食、伤兵，皆人民自动为之。”原因很简单，大灾之中，这支军队曾在驻地汜水县节省军粮大力救灾，在民间广为传颂。
日军攻克的汤恩伯部仓库中，仅面粉便存有100万袋，足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为什么不分出一些来赈灾呢?早在自修德还在河南时，他便提出了这个疑问。一个官*员告诉他“如果人民死了，土地还会是中国的；但如果士兵饿死了，日本人就会占领这些土地。” 
         这恐怕也是蒋介石的心声，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日本人竟然在灾区拿出军粮赈起了灾，这也导致了河南民众对国民**的唾弃。对此，白修德说“他们是创造了世界上最伟大文化之一的民族的后代，即使是文盲，也都在珍视传统节日和伦常礼仪的文化背景中熏陶和成长。这种文化把社会秩序看得高于一切，如果他们不能从自己这里获得秩序，就会接受不论什么人提供的秩序。如果我是一个河南农民，我也会被迫像他们一年后所做的那样，站在日本人一边并且帮助日本人对付他们自己的中国军队。我也会像他们在1948年所做的那样，站在不断获胜的**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