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宫廷女性、女尼、女冠等由于接触男性的机会少，因而以搞同性恋作为一种性宣泄，那么这实际上是受了男女两性*交往的限制，女同性恋是不得已而为之，这就是现代性科学所谓“境遇性同性恋”，如果环境允许她们和男性广泛接触，她们还会“从良”、“还俗”、“择偶而嫁”的。可是有些民间妇女的同性恋，是受心理变化、传统风俗的影响，完全是自愿而为之，这种同性恋就稳固得多了。

　　例如，正如明、清的男风盛行一样，广东顺德也有许多蚕女不嫁，愿终生为处女的风俗。她们被称为“老姑婆”，同住一起，居住的地方叫“姑婆屋”。由于传统上养蚕丝之地被视为圣洁之所，男子是不可进入的，因而“姑婆屋”也不准男子进入。这些蚕女互相结盟，滴血为约，永不外嫁；她们结拜为姐妹，亲如夫妇，祸福与共，终生不渝。

　　她们结盟的仪式称为“梳起”。举行这种仪式时，像新嫁娘出嫁一样，将做姑娘时常留的大辫子梳成别的发型，到寺内神前，当众杀公鸡喝血，拜神发誓，凡是经过“梳起”的女子，一切婚约均属无效，而男家也不能强娶，但男家可以索取与要求赔偿聘金和重新订婚的费用，这费用就由那对结拜姐妹共同负担。

　清末民初的上海有个叫“磨镜党”的女同性恋的团体

　　清代梁绍壬所著的《两般秋雨盦随笔》卷四《金兰会》中还有这样的记载

　　广东顺德村落女子，多以拜盟结姐妹，名金兰，女出嫁后归宁，恒不返夫家，至有未成夫妇礼，必俟同盟姊妹嫁毕，然后各返夫家，若促之过甚，则众姐妹相约自尽，此等弊习，虽贤有司弗禁也。李铁桥廉使令顺德时，素如此风，凡女子不返夫家者，以朱涂父兄，且鸣金号众，亲押女归以辱之，有自尽者，悉置不理，风稍戢矣。

　　以上是说有些女子虽然勉强“出嫁”，但是事实上和丈夫没有发生关系，而主要是同性相恋。有个官吏以行政命令强禁这种风俗，其真正效果是值得怀疑的。世界上有许多事情不是仅靠强迫命令、行政处罚就能解决的。

　　《清稗类钞》中还记载了清末民初的上海有所谓“磨镜党”的组织，这是一个女同性恋的团体，该书第三十八卷《洪奶奶与妇女昵》云

　　沪妓有洪奶奶者，佚其名，居公共租界之恩庆里，为上海八怪之一……所狎之男子绝少，而妇女与之昵，俗所谓磨镜党者是也。洪为之魁，两女相爱，较男女之狎昵为甚；因妒而争之事时有之，且或以性命相博，乃由洪为之判断，党员唯唯从命，不敢违。

　　有妓曰金赛玉者，适人矣，与洪有同病，遂挟巨资出，易姓曰陈，居九江里，与洪衡宇相望，为洪所惑，尽丧其资斧，几不能自存，洪之服御奢靡，挥霍甚豪，固皆取给于所欢之妇女，而得于洪者尤多也。

　　与洪昵者，初仅为北里中人，久之而巨室之妾女，亦纷纷入其党，自是而即视男子为厌物矣。

　　从以上这篇论述中可以看到，女同性恋具有多么大的诱惑力，在当时号称“十里洋场”的上海，女同性恋者似乎还有相当大的力量。

　　与男风相同，女同性恋也是古代小说、尤其是性小说的内容之一。这是因为，小说是反映现实生活的，而女同性恋在生活中并不少见。例如明代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与同朝代丁耀亢所著的《隔帘花影》都不仅有女同性恋的叙述，而且后者还有女子鞭打女子，直至身浴血花又剪去头发而感到性满足的描写，这是女同性恋加上“性虐待狂”了。此外，明末清初李渔所著《怜香伴》中的雀笺云和曹语花、清代曹雪芹《红楼梦》中的蔷官和薇官、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的封三娘和范十一娘，都是对女同性恋的描写。

　　从古代形形色色的同性恋看来，其原因和表现是十分复杂的。许多王公贵族、达商富贾的同性恋，大部分算不上什么“恋”，而是一种淫乱，他们对异性玩弄腻了，就去玩弄同性；有一些人的同性恋，是十足的；而多数人的同性恋，则出自一些心理的变化、民俗与环境的影响，他们是真正的“恋”，是一种生活方式，而这种感情和生活方式并不是什么罪过——对古代这形形色色的同性恋一概斥之为“淫乱”、“秽行”、“变态”是错误的，当然，如果一概加以肯定也不对。察古是为了知今，我们研究古代的同性恋是为了说明，社会上的这一性现象具有很远的历史源流，它的原因复杂，有些成因(如统治阶级的淫乱与性压迫)现在已经不存在了，而有些成因现代和古代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这对我们研究与认识现代社会中的同性恋是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