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中央苏区时期，为筹建中央政*府大礼堂和修建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检阅台等纪念物，专门设立了“全苏大会工程处”。

    工程于1933年8月动工。当年11月就有人举报左祥云与总务厅事务股长管永才联手贪污工程款。中央人民委员会即令中央工农检察部、中央总务厅抓紧调查，结果发现左祥云在任职期间有勾结反动分子，贪污公款246.7元，。

    1934年2月13日，最高法院在中央大礼堂开庭公开审判左祥云及有关人员。审判历时近五个小时。判决左祥云死刑，执行枪决。同时，对其他有关人员做了相应判决。2月18日，对左祥云执行了枪决。

 

 

　

　　黄克功少年时代参加红军，跟随毛泽东经历了井冈山的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是“老井冈”中留下来不多的将领。

1937年10月，26岁的红军时旅长黄克功，对陕北公学一个女学生刘茜逼婚未遂开枪将她打死在延河边。有人提出国难当头，人才难得，可让他戴罪杀敌。经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黄克功被处以死刑。黄克功给党中央、中央军委写信，要求从轻处理，戴罪立功。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毛泽东接信后给边区法院院长雷经天写信，支持法院判决，并要求在公审大会上，当着群众和黄克功的面公布这封信的内容。

全文是

雷经天同志黄克功过去斗争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一个普通人。

     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和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和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厉的纪律。

    如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的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导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

毛泽东在公审会上被宣判了死刑的黄克功心服口服。临服刑前，当黄克功听说中央已安排对他的家人进行安抚时，感动得霎时痛哭流涕。

就这样，一个勇冠三军的红军将领被公审枪毙了。

1940年，是陕甘宁边区经济最困难的年头。上级安排老战士肖玉壁到清涧县张家畔税务所当主任。肖玉壁打过多次仗，仅身上留下的伤疤就有90多处，可谓战功赫赫。

上任后，肖玉壁以功臣自居。不久，就贪污受贿，同时利用职权，私自做生意，甚至把根据地奇缺的食油、面粉卖给国民党破坏队，影响极坏。案发后，边区政*府依法判处他死刑。他不服，向毛泽东求情。

毛泽东问“肖玉壁贪污了多少钱？”林伯渠答“3000元。他给您写了一封信，要求看在他过去作战有功的情分上，让他上前线，战死在战场上。”毛泽东没有看信，沉思了一阵，他想起了黄克功案件。

    毛泽东对林伯渠说“你还记得我怎样对待黄克功吧？”林伯渠说“忘不了！”毛泽东接着说“那么，这次和那次一样，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就这样，贪污犯肖玉壁被依法执行枪决。

1951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各条战线开展一个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运动。随着增产节约运动的深入发展，各地暴露和发现了大量的惊人的浪费、贪污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

同年11月，有人揭发出了天津地委书记、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原天津专区专员、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的巨大贪污案。

这两人居功自傲，贪图享受，革命意志消沉，腐化堕落。他们扬言“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点还不应当吗？”两人于1950年春至1951年11月，假借经营机关生产的名义，勾结私商进行非法经营。他们利用职权，先后盗窃国家救灾粮、治河专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克扣民工粮、机场建筑款，骗取国家银行贷款等，总计达170余亿元（旧币）。

1951年11月29日，华北局向毛泽东、党中央报告了天津地委严重贪污浪费的情况。11月30日，毛泽东在为转发这一报告的批语中指出“…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的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在公审大会召开之前，曾有高级干部考虑到刘、张两人在战争年代有过功劳，向毛泽东说情。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我建议你们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

　　刘青山、张子善被处以死刑。枪声一响，举世震惊。老百姓说，这两个人头换来了中国官场上至少20年的廉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