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以前很讲究名分，因为名分是权力的合法性源泉。比如在一夫多妻制时代，男人有正室，还有偏房。在名分上，正室为尊，偏房为卑，元配享有支配侍妾的正当权力。实际上，侍妾也可能凭借年轻貌美、受丈夫宠爱而得势，甚至在家庭中取得支配性地位。

　　妻妾争权只是官场故事的一个隐喻，因为帝王对国家权力的分配，也存在着“正室—偏房”的复式权力结构，“正室”指以宰相为首的官僚系统，他们在名分上是国家权力的正式代理人;但帝王往往又在正式官僚系统之外，另起炉灶，另立“偏房”，代行权力。

　　那么，“偏房”是些什么人呢?

　　《清稗类钞》记录了晚清开明官僚郭嵩焘的一则史论“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奸臣共天下;南宋与外国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

　　郭氏所列举的与君主“共天下”的人物，绝大部分都可以归入隐权力集团的行列，在名分上，这些人并无治天下的正式权力，只不过凭恃与权力中枢的特殊关系，得以把持权柄、操纵朝政。相对于正式的官僚系统而言，这一隐权力集团就是受宠得势的政治“偏房”。

　　“皇权专制”作为对历史的宏观描述，大致不差，但就具体情形而言，自汉代以降，除了少数雄才大略的帝王，君主独揽朝政、乾纲独断的独裁局面其实并不多见，确如郭嵩焘所言“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

　　问题在于权力被谁“分寄”。

　　如果与宰相共治天下，则是很正常的制度性安排。君主只是国家的主权者与象征，古人认为君王“揽权不必亲细务”;而宰相作为政府首脑，理当“佐天子，总百官，平庶政，事无不统”。这是明代之前的正式政制。宋代有一位官员就对皇帝说，“权归人主(皇帝)，政出中书(宰相)，天下未有不治”。宰相的执政大权由制度赋予，为正统承认，如果君主绕过宰相，直接发号施令，则会被认为违制，用古人的话来说，“不由凤阁鸾台(宰相机构)，盖不谓之诏令”;这样的“诏令”甚至会受到臣下抵制，“凡不由三省(宰相机构)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非正式文件)，不足效也”。君王与宰相自古就有分权，宰相的治权是有制度可依的，因此，“西汉与宰相共天下”的权力分治格局是名正而言顺的，正式的权力制度就是这么安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