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勒格尔的记载

　　1937年12月28日，克勒格尔在屠杀高潮期就开车去栖霞山察看日军在当地的暴行，发现日军“以‘歼灭中共士兵’为口号，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所有农民不加区别地枪杀在田里”，但他谦逊地坦承自己“没有勇气逞英雄”。

　　克勒格尔的汽车被日军抢走，仆人被刺刀威胁着开了门，交出了所有的东西。更严重的事情是，他的门口在数周时间内一直放着3具尸体。

　　他看到日军抢劫、杀人、奸淫的暴行

　　打仗的士兵和因为猛攻而给养不充足的部队被放进了城内，他们对赤贫的居民和无辜的民众进行了此前谁也没有预想过的残酷的打击。他们从难民那里抢米，只要是能抢的财产，诸如毛毯、西服、钟表、手镯等，只要他们认为值得拿走的东西，都全部抢走。如果被抢者稍加犹豫的话，马上就被刺刀刺死。很多人成为了这种野蛮行为的牺牲品。

　　牺牲者达到了数千人，残暴的士兵闯入了难民区和错综复杂的民房。他们的目的是抢夺前面来过的士兵们剩下的东西。现在在城内，免遭入侵、没有受到粗暴的搜查和抢劫的家庭已经几乎没有了。

　　对收容所的搜查根本不加分别，被随意地重复了很多次，其结果是市民没有开一枪的情况下，五六千人被枪杀了。为了省去埋葬尸体的麻烦，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在河边被枪杀的。这个数字是保守的估计。

　　另一个令人忧郁的事态是，对多达几千名的女性和孩子的虐待与强奸。确实，这种暴力行为在任何军队中都有发生。特别是在远东。但荒唐的是对于幼小的少女和小孩施加的虐待、砍断手足等毫无意义的残酷行为。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皇国日本的军队在武士道和自古以来的武士精神指引下所做的。

　　日本右翼经常散布一种说法，说将南京烧成废墟的大火是中国士兵所为。事实上，交通部等少量建筑和城外一些民房是国民党军“焦土抗战”的结果，而作为一个整体，克勒格尔1938年1月下旬的目击证言是清晰的

　　从12月20日起，日本人开始系统地烧毁这个城市，直到今天他们成功地烧毁了约1/3，尤其是城南的主要商业区，我们领地附近的各商店房屋和居民区都在其中。烧毁行动现在减弱了一些，就是说，他们现在还只烧毁一些至今没有见到的和被忽略掉的单个房屋。更有甚者，所有房屋事先都被有计划地通过组织的队伍用卡车洗劫一空。

　　施佩林的记载

　　施佩林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参加过青岛战役，在日本当过4年俘虏。因为终日驱赶日军，救助中国难民，被国际安全区救济委员会同仁称为“会移动的堡垒”。

　　作为国际安全区650名中国警察的领导，施佩林表示“尊重和敬佩这些中国人，因为我经常看到他们无怨无悔忍辱负重的精神”。由于工作仅限于国际安全区，施佩林估计日军残酷杀害了5000至6000名平民

　　20万难民被赶出了自己家庭和房屋，其中有许多妇女抱着婴儿，他们颤抖着依偎在母亲的怀里吸奶。他们只是逃出了一条命，其他一无所有，他们寻求安全和保护。

　　新年第一天，有几个日本士兵胡作非为。一位年轻漂亮姑娘的母亲喊住我，哭着跪下求我帮助她。我跟她来到汉口路附近的一处房子里，我进屋时看到了下面的情景一个日本兵脱光衣服压在一个漂亮姑娘的身上，那个姑娘拼命地哭泣。我气愤得用各种语言痛骂这小子。这个日本兵把裤子提在手上，转眼间就匆匆地跑掉了。

　　身处如此令人无法忍受的苦难中，施佩林是少数一直保持高昂情绪的外籍人士之一。他自豪地说，“为了赶走闯入安全区百姓家里野蛮强奸妇女和姑娘的日本士兵，我被中国平民叫去的次数远远超过80次。我赶走他们毫无困难。”

　　但日军并不会因为施佩林的辛勤工作而停止他们的暴行，即使到1938年的3月，令人无法设身处地想象的暴行仍在持续，而施佩林也尽了当时最大的可能来拯救中国百姓

　　德国施密特公司的房子里住着代理人肖先生和公司的仆人，还有他们的妻子。日本士兵几乎每天都闯进去，对德国人的财产进行洗劫和破坏，以极其卑鄙的方式强奸他们的妻子，公司代理刘先生的妻子哭泣着喊救命，她们再也无法忍受下去。她们跪在地上请求我帮助她们摆脱这些野兽的魔爪。———我把这两个家庭收容进了我的房子里。

　　陶德曼的记载

　　德国人士的报告，大多经过了陶德曼的中转签发。除了向官方、外界传播这些骇人听闻的消息，陶德曼的笔下，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国民性的自然发展，他说

　　凄惨的是日本陆军在南京所作所为。在这里，战斗的兴奋早就已经过去，此时中国士兵像兔子一样被分批带出去，然后无情地枪杀了。

　　日军一旦激怒起来就会做出比其他国民残酷得多的事情。我想起了我任东京(德国)大使馆参事官时发生的事情。那是关东大地震之后不久的事。为了杀害一个社会主义者领袖的家人，日军军官给他们家年幼的孩子们甜东西吃，在孩子们正沉浸在得到东西的喜悦中时，军官从身后用绳子把他们绞死了。这种亚洲式的残暴性在中国人民面前完全暴露出来了。在南京，很多平民被枪杀，包括欧洲人的住宅在内的房屋遭到了掠夺，中国女性遭到了强奸。据美国大使说，仅仅从美国传教士们的家里就有13名中国女性被日军部队强行带走，对欧洲人住宅的掠夺现在仍在持续着。

　　同样，陶德曼也注意到了大屠杀对中国国民性的影响“中国觉醒了。日军使埋藏在中国人民心中的、之前没有发觉的爱国主义萌芽了。日军试图树立独立政府的所有尝试，只产生出一种在日军的刺刀下才会存在的虚像。”

　　这一发现，在美国人士的观察中得到印证，《视野》记述道“即使押往屠场的最后一刻，这些中国人脸上都流露着蔑视与反抗的神色，这也是我可以提供的最大的明证中国终于成为我们西方人理解的‘爱国’民族。”

　　大屠杀对新型中国国民的型塑作用，是过去长期被忽略的一个层面。陶德曼的观察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