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陈寅恪之间的关系

刘文典陈寅恪，二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都是著名的文史大师，从1929年陈寅恪与刘文典相识于水木清华，到西南联大的五年，到历经家国之难，一直到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二人一直保持着学术上的交流与深厚的友谊，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

陈寅恪照片

1929年刘文典到清华大学任教，陈寅恪是清华大学中文、历史两系的教授，1929年12月7日，刘文典与朱自清、杨振声等人发起成立了清华中国文学会，并决定出版《清华中国文学会月刊》，陈寅恪与刘文典二人在此学术期刊上共同发表文章，并从此相识。此后二人在清华大学时期共同参与了“驱吴运动”，共同指导了多位清华大学中国文学部的研究生，同为《清华学报》担任编委。在对对子风波中，陈寅恪表达了与刘文典在学术见解的相同。

七七事变后，二人先后一起被清华大学派往长沙、蒙自、昆明执教，在家国之难，流离失所的执教生涯中，二人相互扶持，保持着友谊。

1941年，日寇攻陷香港，陈寅恪困滞于绝岛，一时下落不明。对此，刘文典极为关注与关心。他曾在授课中提到友人：“陈先生如遭不幸，中国在五十年内，不可能再有这种人才。” 1943年，刘文典因受人污蔑被西南联大解聘，听闻此事的，在广西桂林的陈寅恪非常担忧。陈寅恪致函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文史系主任姜亮夫,推荐刘文典前往执教，半年后，刘文典返昆明。从1944年起,刘文典被云南大学文史系聘为教授。此后，他执教于此，直至1958年去世。

随着历史的不断前行，很多往事都已烟消云散，只有在经历家国之难中，刘文典陈寅恪这样的中国近现代学者的治学精神、深厚情谊、不屈的民族气节会永远被人们传颂。

刘文典瞧不起新文学的原因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动荡的年代总会出现各类奇才。就如民国时期的文坛一样，民国是中西方文化、中国古典文化与新文化相碰撞的年代，那个年代迸现出了一个个文学怪才，其中比较耀眼的就是代表古典文学的典型代表—刘文典。为什么说刘文典代表的是古典文学呢，因为刘文典瞧不起新文学。

刘文典画像

说刘文典瞧不起新文学是有依据的，因为刘文典一直研究的就是古典文学，他曾口出狂言“古今真正懂《庄子》的，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庄子本人，第二个就是我刘文典，其他研究《庄子》的人加起来一共半个!”，虽说这句话似疯人疯语，但是就连陈恪寅教授都赞叹他对《庄子》的认识之深。

刘文典瞧不起新文学是因为他对古典文学的狂热，让他心里只能装得下古风古韵。那刘文典是怎样瞧不起新文学的呢?他不仅很抵触新文化运动，排斥通俗易懂的白话文，而且瞧不起以白话文成就而出名的沈从文，他从不掩饰自己瞧不起新文学。沈从文还曾遭到刘文典的公开侮辱，并且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一次跑空袭警报时，刘文典遇到同样跑警报的沈从文，就正言厉色地对沈从文说：“你跑什么?我跑，是因为我炸死了，就不再有人能讲《庄子》了。”沈从文尴尬不已，但是并未计较，后转头走了。

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刘文典瞧不起新文学，不是哗众取宠，而是朴实随性，狂狷耿直倒也不失可爱。

刘文典世间已无真狂人指什么

邋遢，孤傲，放浪形骸，是典型狂人刘文典形象写照，世人能够记住他不仅是因为他博学、满腹经纶，更是因为他的“狂”，他的狂亦成了一个时代的印记，如今不得不感慨“刘文典世间已无真狂人”。

刘文典照片

刘文典好似魏晋风骨式的人物，可坐地扪虱，视万物于无物。刘文典老先生的狂是发自内心的自信，和灵魂深处的文化积淀与底气，所以后人才称他为“民国的底气”。

刘文典老先生20岁出头就到北大任教了，而且深得胡适先生欣赏，胡适先生是刘文典为数不多的良师益友。在北大任教的刘文典正好赶上了北京大学整理古书古籍运动，刘文典作为古典文学的资深研究着，踊跃参加到活动当中。先后校勘整理古籍《淮南子》、《庄子》、《说苑》、《大唐西域记》等，不得不说的是刘文典所做的《庄子补正》，煌煌十卷，极具灼见，奠定了其他在国学界独一无二的地位。

他曾狂妄的说“古今真正懂《庄子》的，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庄子本人，第二个就是我刘文典，其他研究《庄子》的人加起来一共半个!”;他深深的崇敬尊重陈恪寅，却毫不避讳的调侃嘲笑沈从文，说如果陈先生值40钱，他刘文典则值4钱，而沈从文只值得四分钱;他曾当众与蒋介石对骂对打，试问，民国之人有几人如他、历史又有几人如他？

刘文典活在完全自我的境界里，潇洒随行，无烟不欢，爱憎分明，至此不禁再叹，刘文典世间已无真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