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蒋介石带领六十万将士去台湾后，毛泽东下决心要解放台湾。外界不知道的是，毛泽东没有把事情做绝，反而给蒋介石以出路。1950年春夏之际，在进行军事准备时，毛派张治中写信劝降蒋介石，但被蒋介石拒绝。

张治中是国民党重要高官、陆军二级上将，曾任湖南、新疆两省主席，担任过蒋介石的委员长侍从室主任，与蒋介石私人关系密切。同时，他和中共方面关系也很密切，曾代表国民党与中共多次谈判。1950年3月11日，毛泽东给尚在华南地区的张治中发出《关于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给张治中的电报》，说“先生现正从事之工作(即为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而进行的工作)极为重要，尚希刻意经营，借收成效”。

3月20日，他再次致电张，请他到北京具体商谈。张由华南赴京时，毛泽东亲自致电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指示为其北上布置护卫任务。毛泽东亲自为某一个人安排警卫工作，是极其少见的，亦可见他对张治中此行的重视。遗憾的是，张治中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写给蒋介石的信，辗转到台湾为时太晚，直到7月19日才送到何应钦手中。

“总统府”机要室主任周宏涛记述了蒋介石收到信的情形：1950年7月27日，韩战开打一个月，蒋公宴请党国诸元老，我也作陪。席间，他突然命何应钦报告张治中于3月16日写就7月19日才送到的来信，我这才知道有这回事。何应钦说，这封有六七十页的信是6月16日发出，夹在西洋杂志中，邮寄给参谋总长周至柔转呈蒋介石。周至柔交给何应钦，何在19日收到当天就面报蒋介石，蒋介石当时拒绝置理，直到现在才指示何应钦在众人面前报告信的内容。

何应钦说，张治中的信首述他十几年来对“剿共”问题认为应和平解决的见解，并记述他历次与总裁谈话;接着叙述政府失败的必然性，斥责当时政治的腐败。信中接着又做双方军事力量的比较，然后说明人民解放军必将攻台，而台湾则无法持守，届时所有政府方面人士必死无葬身之地。张治中的信里又说，如果总裁愿和，则他可来香港接洽，最后叙明此信是在毛泽东同意下完稿。

何应钦报告完后，陈诚、张群、吴忠信都认为这应是共军攻台前的政治攻势，蒋公则以革命叛徒称张治中，指示应予制裁。我可以想象得到，蒋公为何不愿私下接信，而在公开场合要何应钦报告，这是因为他要扛起复国重任，不愿被怀疑曾向中共接头过，乃至曾有任何投降的考虑。

值得一提的是，在军校期间，张治中与周恩来等中共党员的关系都非常要好。当时的周恩来是黄埔一期的政治部主任，他们两个经常谈谈人生，聊聊理想，一来二去，两个人就熟了。据说，在大革命时期，张治中还一度想加入中共，但是碍于他国民党高级身份的原因，一直都没有成功。或许张治中自己都没有想到，他与周恩来结下的友谊，竟持续了半辈子。

随着北伐战争的推进，蒋介石逐渐露出了本来面目，开始对共产党人开始了疯狂的逮捕与屠杀。眼看着国共两党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张治中不只一次向蒋介石提出要把三民主义作为两党的指导方针，两党应该加紧团结，不应该斗争。一意孤行的蒋介石对他的建议不以为然，搁置不理。

两党合作最终破裂，张治中的精神负担越来越重。长期受忠君报国思想影响的他，明知道蒋介石的所作所为不得人心，但因为蒋介石重用提拔了他，他不忍心背叛蒋介石。他曾说过：“我可以劝谏蒋介石，但我不能反他。我是坚决主张联共，但是我不愿意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来反蒋介石。”

因为张治中在国民党内不争不抢，埋头做事，没有野心，让蒋介石用起来分外安心。而且各种事情交给他办，都能处理得当，安排合理，张治中颇得老蒋的欢心。“九一八”之后，蒋介石在自己的身边特设了一个办事机构，张治中就担任了第一办事处主任，主管军事机要大事。同时为了信守不过共产党开一枪一炮的承诺，张治中默默担任着文职工作，不参与剿共的斗争。

张治中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总能站在蒋介石的角度，特别会说话，大事化小。在与蒋的共事中，他也摸索出了自己的一套处理方法。当他把蒋介石说高兴了，蒋介石就会默不作声，这时他只需要在文件上签个阅字这事儿就完美解决。对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军心等问题，他也敢于向蒋介石说出自己的看法并且提出自己的建议。可见，他对蒋介石并非“愚忠”，可以说张治中是蒋介石身边有名的谏臣。

蒋介石对张治中也是呵护有加，在淞沪会战时，尽管张治中拼尽全力，但还是没有守住阵地。张治中感觉自己有罪，向蒋介石提出辞呈，蒋介石没有批。就算是“文夕大火”给长沙百姓带来了如此深重灾难，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张治中也没有受到惩罚，只是给了他一个“留职查看”的处分，可见蒋介石对他的信任。

后来，张治中因为在政治上的坚持，也因为与共产党的关系，四次上书蒋介石，与蒋介石发生过激烈争吵，这也让他在蒋介石心中的形象大打折扣。皖南事变之后，张治中上书蒋介石，认为应该联合抗日，一致对外，与共产党也应该积极谈判，寻求合理的解决办法。蒋介石看完之后，大骂：“简直就是叛徒”。后来愤愤不平的蒋介石直接将将张治中的陈述扔进垃圾桶。

抗战胜利之后，营造和平与发展的局面成为时代的主题。张治中立足于国共两党的利益，劝说蒋介石以大局为重，蒋介石听了之后气不打一处来，火冒三丈还反问张治中，自己是不是在跟共产党人进行对话。

1948年5月，已经断定蒋介石必败的张治中为了自己的知遇之恩，第三次张治中向蒋介石上书，希望蒋介石早作考虑，与共产党和平谈判，避免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蒋介石当即表示了对这份书信的重视程度，但是基本上没有了下文。

最后一次是1949年北平和平谈判期间，张治中上书蒋介石，希望他接受和平协定，尽快结束战争。但蒋介石一条道走到黑，直接忽略了他的上书。第二天国共两党继续开战，张治中为蒋介石，为国民党所做的一切努力最终都化作了泡影。

和平协定被蒋介石拒绝之后，张治中心灰意冷，他本来想去西北地区，但是因为周恩来的挽留，他选择了留在北平。当时周恩来动情的说：“西安事变，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张姓将领了，这一次，不能再对不起你。”

败退台湾的蒋介石在1949年看到了张治中发表的《对时局的声明》，蒋介石时不时发出声声叹息。他说：“别人背叛我犹有可说，文白竟然如此!”可见张治中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蒋介石对张治中的“背叛”一直耿耿于怀。而且后来，张治中还以共产党的立场给在台湾的蒋介石写了封劝降信，蒋介石看完之后置之不理，口中一直把张治中称为“革命叛徒”。

张治中在新中国担任了重要职务，继续在他的岗位上发光发热，为新疆的和平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后来在文革中，因为周恩来的保护，张治中幸免于难。但是经受文革打击的他，长期闷闷不乐，不爱说话。1969年，79岁的张治中抑郁而终。作为他的旧友，周恩来总理向这位老人的遗体做了最后的告别。他牵着张治中的手，看着曾经的挚友就这样离自己而去，一向冷静睿智的周恩来总理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悲伤……

张治中的秘书曾这样评价他：“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复杂人物。他的主要矛盾在于一方面和中共有长期密切的关系，另方面又与蒋介石血肉难分，在政治上既有自己的主观愿望与实践，又无法摆脱国民党的桎梏。”这个评价可谓是相当中肯，他的一生，始终摆脱不掉蒋介石的知遇之恩，同时他又不愿意放弃自己在政治上的信仰“三民主义”，他注定要在二者之间寻找平衡点。他的一生也只能在无尽的矛盾与权衡当中渡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