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亡国之君朱由检，一向被人描述为有“骨气”，“宁死不屈”，不像宋朝、清朝的皇帝，日子混不下去时，割地求和，苟且偷安。

事实真是这样吗？崇祯帝朱由检真接死于李自成的农民军攻下北京，农民军为什么能战胜官军，直接抄了朝廷的老窝呢？换言之，崇祯帝为什么不把李自成的农民军给灭掉呢？其实，崇祯帝有数次将李自成赶尽杀绝的机会。

但是，每当李自成等被官军逼到绝路时，如同事先约好了似的，后金的大军总是出手，让明军难以招架，崇祯帝不得不抽出平定内忧的手，紧急去按外患问题。按下葫芦浮起瓢，最后一个问题都没有解决。

腹背受敌，两个拳头打架，为什么不稳住一个，先解决一个呢？不是没有，而是没成。

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崛起，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起兵，开始进攻大明。明朝的态度是，“大彰挞伐，以振国威”，“务朝殄灭，以奠封疆”。谁闹揍谁，不给会哭的孩子奶喝，绝不谈议和之事，万历帝的态度，证明了他并不昏庸。

此时的后金统治者，并无鲸吞辽东之意图，更未有问鼎中原的宏愿。即便到了皇太极时期，他一生也没有夺取大明江山的明确目标，他与袁崇焕的往来书信不下十封，谈的也是议和。但他们攻城略地，抢劫财物，还自己跟自己吹牛皮倒是真的。

努尔哈赤最大的志向，是希望明朝承认他的存在，封其为王，为此他曾数次派遣喇嘛携书给明辽东官员“言和”。“和”不成就打，双方这一打就是八年，努尔哈赤处处得手，想议和的一方，积极性也没了。

天启六年正月，袁崇焕于宁远重创努尔哈赤。这次胜利对双方都太重要了：明朝要战胜后金，实在不容易；后金要吞掉明朝，也不想的那么简单。于是，双方开始了第一次和谈。

与侵略者坐在一起谈买卖，政治风险等级极高。宋金和谈，高宗成了投降派，秦桧由此遗臭万年。大明朝谁出来干这桩事？大名鼎鼎的袁崇焕！

袁崇焕，字元素，万历四十七年进士，任邵武知县。天启二年，因御史侯恂的赏识而任职兵部，又因孙承宗的器重而镇守宁远。

和谈与劝架是两回事，不是讲通道理大家消消气事情就过去了。和谈的关键是谈条件，并且要双赢：出钱的一方，要感到掏出银子的价值，必须远远大于不花银子的结果；收钱的一方，要感到得到一纸“合同”的利润，远比拼命更划算。为了改变对方的预期收益，双方都要让对方知道自己拳头的厉害。

天启六年的和谈，时机对明朝相对有利，因为刚刚打败了后金，努尔哈赤没有被当场击毙，回去之后也医治无效。这年九月，当死讯传至宁远后，袁崇焕派镇南木锉等三十四人的庞大队伍，前往后金吊唁努尔哈赤，祝贺皇太极继位。皇太极自然也客气起来，“欲两国通好”。最后的核心问题当然是“价码”：前提是大金国皇帝，改称金国汗。

见面礼，是明朝先送给后金金十万两、银百万两、缎百万疋、青蓝布千方疋。然后双方关系正常化，以后每年后金给东珠十颗、貂皮一千张、人参一千斤，明会金一万两、银十万两、缎十万疋、青蓝布三十万疋。明方还价，见面礼砍掉一半，其他的既然国际贸易，就不算具体的细账了。

这笔交易倘若达成，什么李自成、张献忠恐怕早就被逮捕，或早已死不见尸。明军虽已腐败，但收拾一群闹事的老百姓，实力还是没问题的。

利润从来都是诱人的，为了哄抬“价格”，五月份皇太极率军至辽西攻掠，进攻锦州、宁远。为了压价，袁崇焕也早有准备，谈判桌之外明朝占了上风，取得“宁锦大捷”。

这一败一胜，竟把双方的“生意”搅黄了：天启皇帝太高兴，和谈的事凉到了一边。但相关官员加官进爵，作为和谈一号主角的袁崇焕，官只升了一级，奖金只拿了三十两银子。袁崇焕极为恼怒，辞职不干了。皇太极更是傻了眼：拿着“账单”，找不着签字的了。

崇祯元年，明朝国内的日子开始难过起来，主要问题是灾荒加重，造反的太多，迫切需要宽松的国际环境。退休在家的袁崇焕，又被崇祯皇帝请到了京城。

崇祯帝给袁崇焕交待工作的地点，不是他的正规办公室，而是紫禁城里的平台，参加的工作会商的也只有几个人。这一天，是崇祯元年七月十四日。面谈之后，袁崇焕最终给了崇祯一颗定心丸：“计五年，全辽可复。”

崇祯帝与袁崇焕都很高兴，也都很有把握。但许誉卿觉得不太可能，因为他是兵科给事中，情况太熟：后金的事拖了十几年，皇帝都拖死了三个，怎么可能那么容易？

袁崇焕告诉他：“聊慰上意！”

逗皇帝玩？不可能。胆子再大，也不能拿自己的脑袋和盍家性命开玩笑。袁崇焕是不能跟许誉卿聊得太多，因为有五年的机动时间，袁崇焕认为自己能把辽东的事情摆平。

但是，袁崇焕从平台召对到最终被拿下，既未狠揍皇太极，也未收复寸土，唯一真抓实干做的一件事，就是杀了毛文龙。

毛文龙是各方都不喜欢的人。他是辽东的东江总兵，东江的几个海岛，在当明就是明朝伸进后金与朝鲜之间的一个楔子。朝鲜是明朝的附属国时，经常向明朝告毛将军的状，因为他时常借东西不还。后金从明廷手里抢走朝鲜后，恨毛将军的又多了个皇太极，因为他不好甩开膀子与明军干。袁崇焕到任后，毛文龙又不断“讨薪”，要袁崇焕解决欠饷问题。

毛文龙的实力不是很强，但战略威胁太大，被人从背后插一刀的感觉，谁都受不了。袁崇焕的军事素养很高，战略、战术都不是外行，居然把毛文龙给杀了。袁崇焕要杀毛文龙，直接原因是他不服从调动，并且无法正面沟通。

但不经审判，当场把一个总兵给杀了，袁崇焕当时也没有受到任何追责——这与他有尚方宝剑，拥有先斩后奏的特权没有关系。按照明制，尚方宝剑只能杀总兵以下的将官，这个袁崇焕清楚，毛文龙也清楚。袁崇焕杀毛文龙时，用的是“圣谕”——崇祯皇帝要杀毛文龙，所以袁崇焕心安理得，毛文龙无话可说。

究竟什么原因，崇祯与袁崇焕为什么要杀毛文龙？碍事。毛文龙的人头，很能证明明廷和谈的诚意，此时的袁崇焕，与皇太极谈出了成果。后金方面有些诚意，皇太极与袁崇焕的往事书信中，主动去掉了自己的天聪年号，只写己巳年。这年四月，皇太极致书袁崇焕，要求明朝铸给“金国汗之印”，袁崇焕没有回复。皇太极再催，依旧泥牛入海——这么大的事，袁崇焕应该是作不了主的。

袁崇焕不答应，可能是认为皇太极开价过高。为了证明这个价码属于“优惠价”，皇太极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作出说明。这年十月，后金军绕过宁远、山海关，由大安口毁长城攻入内地，占领遵化、滦州、永平、迁安四城，进而围困北京。袁崇焕吓坏了，赶紧去追，在北京城外追上了后金军队。皇太极没有攻下北京，但后果太严重：袁崇焕进城去跟崇祯帝解释，只是这一去，他再也没有出来。

袁崇焕于次年被崇祯帝下令凌迟处死，一百多年后，清廷宣布：崇祯中了咱的“离间计”！其实，清朝《满文老档》中关于袁崇焕与后金秘密往来的记载详实，后金“离间”明朝的证据并无多少说服力，而且明朝锦衣卫的侦察水平一直不低，骗人不是一件容易事。

崇祯帝要杀袁崇焕，“叛国”、“投敌”的指责，只在逮捕袁崇焕时的圣旨：“谋叛欺君，结奸蠹国。斩帅以践虏约，市米以资盗粮。既用束酋，阳导入犯，复散援师，明拟长驱，及戎马在效，顿兵观望，暗藏夷使，坚请入城，意欲何为？致庙社震惊，生灵涂炭，神人共忿，重辟何辞！”

——《国榷》中的这段记载，在八个月后对袁崇焕的正式判决与定性时，《崇祯长编》中有了重大更改：“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命刑部会官磔示，依律家属十六以上处斩，十五岁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

“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为崇祯帝担负秘密使命的袁崇焕，国家需要卖，又没卖上价，还造成严重后果，这才是崇祯帝恼怒的真正原因。

秦桧替宋高宗背黑锅，精神损失物质补，高宗给了他一个丞相。袁崇焕替崇祯帝背“黑锅”，最终被剁成一堆肉酱。虽然对袁崇焕家属的处理“皇恩浩荡”，但毕竟还是吃力不讨好。

袁崇焕死后，这种不明不白的事，很长时间再无官员肯干了，尽管后来皇太极又多次向明朝表示，“如天朝许款情愿休兵”，甚至找大凌河战役中被俘的监军兵备道张春，让其为后金上表明朝请求议和，但明廷既没出现秦桧，也没出现袁崇焕。

可当秦桧的，其实还有一个人：兵部尚书熊明遇。崇祯五年六月，他授意宣府巡抚沈棨、总兵董继舒，在张家口与后金官员“刑白马乌牛誓告天地”，达成局部和解协议。

但是，尝试失败了，崇祯帝心中始终有个“尧舜”的结，只要不是山穷水尽，他都不肯做有失面子的事。崇祯十一年，阁臣、兵部尚书杨嗣昌，也是与崇祯关系密切的重臣，又授意辽东巡抚方一藻尝试议和。杨嗣昌长期主导国内的平叛工作，深知同时开辟国际、国内两个战场的不可为，竭力主张与清议和，但崇祯皇帝予以“切责”，谈好的条款无人签字。

崇祯十五年，松锦之战败局已定，崇祯帝紧急召见了兵部尚书陈新甲，让其见机行事，重启议和。陈新甲委派兵部职方郎中马绍愉携带崇祯皇帝敕书，前往沈阳。国内的局势，已迫使崇祯帝将更大的精力转移到与清的议和上。据《明史》、《清太宗实录》，议和期间崇祯帝“以议和委新甲，手诏往返者数十”。

五月，马绍愉率领的上百人议和使团，在沈阳与清方谈判。此时明清之间的实力对比已大非往昔，境内“盗贼蜂起”、中原势如瓦解的局面也为清方洞悉，这正是勒索的大好时机。清方本欲让明朝“纳贡称臣”，经过艰难的谈判，最后达成以“两国”相称，“以宁远双树堡中间土岭为贵国界，以塔山为我国界，以连山为适中之地，两国俱于此互市。”

互市，当然是清国的“人参千斤、貂皮千张”，换明朝的“金万两、银百万两。”代价当然大，但与明朝的江山以及无法承受的军费相比，也算是毛毛雨了。

得到密报的陈新甲，崇祯对这个结果显然比较得意。一旦清军的威胁解除，最有战斗力的明军腾出手来，农民军将面临灭顶之灾。

因为高兴，陈新甲估计酒喝得太多，马绍愉从边关发回议和条件的密函，被他随手扔在了桌子上。不巧的手下人做事太负责，误以为桌子上的密函是份《塘报》，需要交给各省驻京办事处传抄。

崇祯帝进行的议各行为，是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仅有几个人知晓这一核心机密，更没有在一定范围内形成共识，更缺少必要的思想准备与组织准备，基本的舆论氛围都没有。历史上，主持议和者无不背恶名，陈新甲的议和，自然又被斥为“顿忘国贼”、“损威辱国”。

面对群臣哗然，陈新甲一点也不紧张，因为他底气十足。在一些场合，陈新甲更是自诩其功，吹嘘自己办了一件皇帝想办而终于办成了的事。崇祯皇帝的底细，暴露给了群臣。缺乏担当与谋略，让崇祯皇帝愤怒之极，把议和说成是陈新甲擅作主张。关在监狱中的陈新甲这才意识到，自己确实犯了个低级错误，揽过责任，上书乞宥，崇祯根本不买账，要立杀陈新甲，以平息舆论。

舆论压力好解决，军事压力怎么办？大学士周延儒、陈演觉得应该给陈新甲留条后路，这也是给大明朝在留后路啊！真的彻底堵死议和之路，明、清之间还会有第二次机会吗？

但是，九月二十二日，陈新甲仍旧被斩于市。陈新甲死了，他带走了明朝的秘密，也带走了明朝生存的机会。战不能胜，败不能和，崇祯皇帝飘摇不定的心思，让他离死亡起来越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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