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经常问王文正，听说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对此消息进行了严密封锁，可是“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还是很快就知道了。王文正当时是审判林彪、江青fan革命集团案特别法庭的审判员，后来又担任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王文正透露了上海的这伙余党是怎么知道“四人帮”被捕消息的内幕。
　　失魂落魄的上海余党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10月7日，中央办公厅通知上海市委主持工作的书记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速去北京开会。

　　此时通知进京，使马天水感到有些突然。他立刻召集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徐景贤和王秀珍，按照在此之前张春桥的指示，分析了形势，认为北京可能出事了。

　　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前的9月28日中午，张春桥曾派王洪文的秘书萧木来到上海，向上海市委常委直接传话。“四人帮”虽然一直控制着上海，但以如此方式让秘书直接代表“首长”传达的方式却从未有过，当时在场听传达的有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6个市委常委，他们立刻感到事情的严重性。

　　马天水走了以后，上海的余党便惶惶不可终日，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北京的消息。那时不像现在有手机，打一个电话或者发一个短信就行了，那时通讯还没有现在发达，加之中央对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封锁很严，外界根本无从知道。

　　10月7日晚，徐景贤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于会泳打电话，于会泳在电话里说，本来他是要出国的，但中央突然通知他不出国了。

　　徐景贤感到事情有些奇怪，但还是吃不准北京的情况，接着他又拨通了卫生部部长刘湘屏的电话。刘湘屏的回答与于会泳有些相似。她说，江青原定当天晚上请她看戏，现在却找不到人了。

　　与此同时，王秀珍也和到了北京的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联系。王秀珍急迫地问房佐庭，见到“四位中央首长”没有。房佐庭回答说，还没有见到。

　　10月8日清晨，王秀珍突然接到张春桥在上海的老婆文静的电话，说她给张春桥打了一夜的电话也没有打通。

　　惶惶不可终日的徐景贤和王秀珍一伙人经过商量，决定将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以及当时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和萧木都找来，让他们一起给北京打电话。

　　这几个“神通广大”的秘书，想尽各种办法给北京他们认为可靠的人打电话，又用他们知道的各种电话号码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打电话，结果同样是一个也打不通。

　　正当这伙人惶恐不安之时，拨电话的市委常委张敬标说，他通过上海警备区接通了北京京西宾馆，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房佐庭说马天水的身体不好，他自己的“胃病”也发作了，动不了了。

　　廖祖康立刻接过电话，大声地问“你们到机场时谁去接的？”房佐庭回答说“是穿军装的人接的。”廖祖康又问“有没有见到中央办公厅的人？”房佐庭回答说“没有。”廖祖康接着问“你那里不准往外打电话是谁通知你的？”房佐庭回答说“是我问别的省的。”最后，房佐庭又一次告诉廖祖康，说自己的“胃病”发作了。

　　廖祖康放下电话，问王秀珍“老房有胃病吗？”王秀珍说“没有听说过。”廖祖康有些警觉地说“这就怪了。那他说‘胃病’又犯了是什么意思呢？”

　　焦躁不安的徐景贤再次拿起话筒，重新拨通了房佐庭的电话，声称一定要“马老”亲自接电话。房佐庭回答“马老不能听电话。”说完之后，房佐庭又说了一句“我的老‘胃病’又犯了。”

　　房佐庭反复说到的是句暗语。这使“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心中十分不安，可是又实在无法摸到准确情况，于是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张敬标、萧木、廖祖康、何秀文等人，就跑进常委学习室，关起门来“分析形势”，商量对策。

　　徐景贤认为“毛主席逝世之后，一号战备命令刚刚通知撤销，怎么现在中央又通知加强战备呢？而且这个通知里面还特别提到要防止内潜外逃，看来是有什么人出了事情。”

　　廖祖康接着说“在北京的几个老帅，像叶(剑英)帅、徐(向前)帅他们还是很有号召力的。”说到这里，廖祖康便不再说下去了。

　　此时，屋子里的空气仿佛一下子凝固了，这伙余党面面相觑，廖祖康未说出的话大家都明白，意思是几位老帅可能已经对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他们下手了，这伙人当时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的“旗手”江青也同时遭到覆灭的下场。

　　公安部“内线”告密

　　由于中央和直接参加行动的8341部队，对这次粉碎“四人帮”行动的保密工作做得十分谨慎、严密，致使他们在上海的余党千方百计、挖空心思、几经打探也未能获得可靠的消息。

　　10月8日晚，徐景贤等人正在康平路常委学习室商量下一步的对策，警卫处的康宁一急忙向徐景贤报告，说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从北京打来电话报告暗号“我娘心肌梗死。”

　　徐景贤顿时大惊，忙问“缪文金不是在上海吗，怎么又到北京去了？”

　　王秀珍说“是我下午派他乘飞机到北京去了解情况的。临走我告诉他说，如果出事了，电话里就说‘我娘心肌梗死’，现在看来真出事了。”

　　于是，廖祖康拿过电话，亲自给江青住的那个楼打电话，不通。接着他又给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处打电话，仍然不通。

　　“四人帮”在上海的这伙余党顿时感到自己的末日来临，在屋子里乱成一团。

　　这时，康宁一突然接到公安部祝家耀打来的电话，这伙人的耳朵都跟着竖了起来。

　　祝家耀是王洪文从上海调往公安部担任要职的，自然不会忘记这份“恩情”，不会忘记自己“成长”起来的这块“基地”，在关键时刻及时来了电话。这位“四人帮”在公安部的“内线”在电话里说，缪文金到京后确实进过京西宾馆。祝家耀真不愧是搞公安工作的，在电话里除报告缪文金的情况之外，只讲了三句话“人都集中了，锁起来了，不能动了。”

　　这是“四人帮”被粉碎之后，他们在上海的余党得到的最可靠的一个消息。这样就从公安部“内线”那里证实了他们一伙的猜测，北京的确出事了，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这四个人统统被抓起来了。

　　紧接着电话铃又一阵急响，徐景贤的秘书张家龙拿起话筒，是文化部刘庆棠打来的。刘庆棠在电话里说“马老不能接电话，我们文化部的几个人也都‘病’了。”

　　萧木听后立刻惊叫起来“不好了，对文化部动手了，下一个就轮到我们了！”

　　他这么一叫，整个学习室里顿时一片混乱，一个个如丧家之犬，立刻条件反射地各自看看自己的周围，然后又将目光一起转向大门，生怕外面此刻突然冲进几个人来将自己抓走。看着如此混乱的局面，徐景贤立刻制止，大声宣布“谁也不能再往外打电话了！”为了挽救覆灭的命运，就在这间常委学习室里，徐景贤等人开始密谋进行武装叛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