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青年共产党人毕磊

　　沈鸿鑫


　　鲁迅在《怎么写》(夜记之一)一文中写道“毕磊君大约确是共产党，于四月十八日从中山大学被捕。据我的推测，他一定早已不在这世上了，这看去很是瘦小精干的湖南的青年。”可见，鲁迅与青年共产党人毕磊有着深厚的友谊。


　　1926年夏，鲁迅脱离了军阀占据的北京，南下厦门，担任厦门大学文科国文系教授兼国学研究院教授。1927年初，鲁迅又应中山大学之聘，由厦门到达曾经是革命中心的广州，担任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同时兼任教务主任。鲁迅是于1927年1月18日抵达广州的。当时中共广东区委委派与鲁迅联系的即是中山大学学生毕磊。


　　毕磊是湖南澧县人，出身于职员家庭。幼年随父迁居长沙。1922年从长沙明德中学毕业后考入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广东大学、中山大学)英语部。11月，与同学一道组织倡导“科学和教育救国”的知用学社。1925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并任学校特别支部委员。“五卅”运动爆发后，积极投入广东的反帝斗争，思想进步很快。同年9月，任广州革命青年联合会执行委员，分工负责宣传部工作。不久，当选为广东大学学生会主席。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年底，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2月初，当选为广州青年运动委员会委员。4月，参加广东全省青年运动人员大会秘书处的工作。5月，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学生运动委员会副书记，协助恽代英在广东文化教育界、青年团组织和黄埔学校开展青年工作，成为广州学运和青年运动的著名领袖之一。受党组织委托，主编以国民党广州市党部宣传部名义发行的《广州评论》旬刊，他还主编刊物《做什么》。他长得短小精干，朴实沉着，是一位青年共产党人，优秀的学生领袖。


　　1927年初，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形势很好。然而国民党的右派却在蓄意破坏国共合作，酝酿叛变。因此鲁迅一到广州，就发现广州的现状是“红中夹白”。国民党的右派为了欺骗群众，争取舆论，开始是对鲁迅采取拉的手法，但鲁迅看穿了他们的意图。在学生会出面举行的欢迎会上，中山大学副校长朱家骅也跑来参加，他假意吹捧鲁迅为“革命家”、“战士”，鲁迅对朱家骅的话当众声明说“大家很热忱，其实我是没有什么值得欢迎的。朱先生说我是‘革命家’，我这个人有什么‘革命？’我不是什么‘战士’和‘革命家’。朱先生说的那一套我不承认。”接着鲁迅又说“我在厦门时听说广东是‘革命策源地’，是很革命的地方，‘赤化’了，‘红’的很，既然如此，我很想来看看，看看广州的革命究竟怎么样？‘红’的怎么样？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跑来一看，果然是‘革命’了！满街红标语，还用白粉写的字——‘红中夹白’！”那时官僚戴季陶、陈公博、孔祥熙等也纷纷前来邀请赴宴。对那些请帖，鲁迅则干脆在传达室里贴上“概不赴宴”四个大字作为回答。


　　然而鲁迅对中共派来的毕磊却是非常热情。毕磊根据中共广东区委的指示，经常把中共主办的刊物《人民周刊》、《向导》、《少年先锋》、《做什么》等送给鲁迅阅读，并且向鲁迅介绍中共对当时形势的看法。鲁迅总是很仔细地听毕磊的讲话，而且不时谈论自己的想法。他们两人经常促膝谈心，有时甚至秉烛作竟夕之谈。星期天鲁迅还常与毕磊一起到书店浏览，去公园散步。


　　有一天，毕磊对鲁迅说，:“中共区委负责同志想到这儿来拜访您。”鲁迅听了很高兴，说“太好了！我也正想见见他。不过，他来这里容易惹人注意还是我去方便些。”在三月的一个夜晚，鲁迅由毕磊陪同来到中共两广区委的秘密机关，与陈延年同志会面，亲切地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通过与陈延年的长谈，以及与毕磊的频繁接触，鲁迅更清楚地了解了当时的形势，了解了当时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任务，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当时，社会上斗争很复杂，学校里也很复杂，受国民党右派操纵的反动学生组织“树的党”活动很多。但鲁迅通过毕磊与进步学生团结在一起，当时鲁迅的教学工作很忙，但他还是花费很多精力，关心中共支持出版的刊物、壁报，并每月捐助经费。


　　4月8日，鲁迅在共产党人应修人陪同下，应邀到黄埔军官学校作了《革命时代的文学》的著名演讲，鲁迅深刻阐述了革命与文学的关系，他说“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他又说“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


　　那个时候，国民党右派已经满腹杀机。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终于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举起了屠刀，逆风很快刮到了广东，毕磊多次冒着风险到鲁迅家看望。4月14日，他又来到鲁迅住处，鲁迅劝他不要出去，说出去危险，他说“我还要给同志们送个信”。


　　4月15日，广州开始了对共产党员的大逮捕，黄埔军校的武装被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武装被解除，各工友纠察队被勒令解散。中山大学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学生一批批遭到逮捕，其中就有毕磊。鲁迅得到这个消息，十分愤怒和焦急。他为了营救毕磊和其他共产党人、进步学生，冒着风雨赶往中山大学，在中山大学各系主任的紧急会议上严词抗议，并大声呼吁营救学生，可是朱家骅拒绝了这一正当要求。鲁迅见营救无果，愤然宣布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并退出会场，表示强烈的抗议。


　　接着，鲁迅在报上看到被捕青年在南关戏院收容的消息，他不顾自己的安危，主动捐款，并亲自前去慰问。


　　毕磊是一位坚强勇敢的中共党员，敌人对他多次严刑拷打，又派戴季陶、朱家骅到狱中诱降，他坚贞不屈，痛斥敌人，英勇地带领大家高呼革命口号，并在狱中带领难友开展斗争。4月23日凌晨，敌人用两艘军舰将他和萧楚女等人押到珠江南岸的南石头“惩戒场”杀害，他被铁链锁住，残酷地装进麻袋，丢进了珠江。牺牲时年仅25岁。


　　鲁迅听到毕磊壮烈牺牲的消息，十分悲痛，很长一段时间，食不知味，夜不能寐。他在许寿裳面前多次谈起这个瘦小精悍、办事干练的湖南青年，深情地感叹道“常常来谈天的，而今不来了”。“毕磊死了，是被铁链锁住了弄死的……”《怎么写》这篇文章就是怀着浓重的悲愤心情写出来的，寄托了他对毕磊这位勇敢的战士，这位年轻朋友的沉痛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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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磊烈士，1902年7月13日出生于湖南澧县，后全家迁到长沙。毕磊7岁就读长沙明德中学附小，因品学兼优，毕业后被免费升入明德中学。1922年官费考入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1925年8月加入共青团，同年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任中共广东区学生运动委员会副书记。1926年5月大学毕业后，党组织准备送毕磊到苏联留学，后因工作需要留在学校继续学习，并从事革命活动。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广东形势日趋紧张。4月14日晚，毕磊执行任务时，在中山大学校舍二楼一间房子里不幸被捕。敌人对毕磊多次严刑拷打，戴季陶、朱家骅等也曾到狱中诱降，毕磊始终坚贞不屈，在狱中带领难友开展斗争。4月23日凌晨，敌人用两艘军舰将毕磊和萧楚女等人押到珠江南岸的南石头“惩戒场”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