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鄂终日陪皇帝下棋，与孝宗关系极好，按说是颇有隐权力的，但宋代比较健康的权力结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御隐权力，连皇帝也不敢肆无忌惮地破坏这个权力结构。

　　遗憾的是，好景不长，赵宋的天下被蒙古人忽必烈“共”掉之后，君主对正式权力系统保持尊重的权力格局不再出现，大宋也难逃“共”天下的圈囿。至明清又出现了与宰相、太监，与胥吏共天下的难堪局面。

　　从汉代一路看过来，不难发现另立“偏房”架空“正室”之权、借重隐权力集团钳制正式的官僚系统，正是历代君主搞独裁的不二法门。

　　皇帝之所以要煞费苦心地对付官僚系统，是因为从汉唐至明清，在完成政治现代化之前的中国，对君主独裁权力构成最大制约的不是民主、宪政，而是一个复杂、完备、科层化的官僚系统，因为权力在科层化结构中流动，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规范性、程序性的规制，科层化越高，权力受到的规制就越大。如果把权力比喻为流水，科层化结构就是管道，约束着流水的横冲直撞。权欲旺盛的雄才之主当然难以容忍这些管道分流了权力，于是绕过正式的权力管道系统，利用亲近的私臣组建非正式的简陋的权力容器，因其简陋、非正式，也就更便于人主操纵。

　　但是，这些临时性质的权力容器难免会慢慢固化、复杂化，甚至变成正式权力管道的一部分，又反过来分化了独裁权力。换句话说，“偏房”掌权日久，往往又会演化成“正室”，如汉代的尚书，原是皇帝的私人秘书，到了唐代则是名正言顺的宰相机构。后世的君主为“尽收威柄，一总事权”，又另设一个易于指挥的权力容器，然而，时过境迁，又重蹈前代“偏房”坐大之覆辙。历史简直给独裁者下了一道反复发作的恶咒。

　　那些叨念着“大权不可旁落”的独裁者不会明白这样的道理分散在复杂管道的权力尽管不易为君主任意摆布，但颠覆性不高，因为它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不敢逾越名分的界限，并且受到程序性与规范性的限制;相比之下，摆脱了科层束缚的隐权力虽然便于指使，但一旦失控则如洪水决堤，一发而不可收拾。西汉刘彻置内朝捋夺宰相之权，但后来内朝的外戚不仅把持朝政，而且颠覆了西汉;东汉刘秀将三公闲置，倚重尚书台，但尚书台的领袖最后竟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明代的朱元璋干脆废了宰相，启用内阁，但内阁体制却培养出“九千岁”的权力怪胎。

　　人主欲借“偏房”尽收权柄，殊不知，高度集中的权力更容易被亲近的隐权力集团假借、窃取，只要人主软弱、荒怠，立即太阿倒持，授人以柄。我们姑且称之为“偏房的陷阱”。这也是为什么历代一再发生近臣乱政的根本原因。郭嵩焘认为“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其实，独裁者哪能容忍权力被分寄?只是他们缺乏历史的眼界，看不到独裁的陷阱，最后与“偏房”共天下，乃至被“偏房”毁了天下，也是咎由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