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夜狼猎奇网 | 2016-09-07 |
猎奇网：10年前，《断背山》错失奥斯卡最佳影片，与老年白人评委们对影片题材的接受度不无关联。10年后，性小众题材电影在颁奖季纷至沓来，证明观念与时代变化之快速。...
不知从何时开始，剑走偏锋的LGBT电影，成为了以奥斯卡为目标的导演情有独钟的押宝法门。聚焦性小众群体，一方面，可以凸显独有的人文关怀，另一方面，又能加深普罗大众对他们的认知，新鲜又讨巧，不失为一条通向成功的捷径。
(LGBT：Lesbians（女同性恋者）、Gays（男同性恋者）、Bisexuals（双性恋者）与Transgender（跨性别者）首字母缩写。)
《卡萝尔》《被拒人生》讲述不同历史时期的女同困境
这一现象在今年好像尤其明显，《卡萝尔》、《被拒人生》、《丹麦女孩》、《妇女参政论者》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观众们前脚刚被男扮女装的“小雀斑”埃迪·雷德梅恩惊艳，后脚又被气场凌厉的“女王大人”凯特·布兰切特“掰弯成蚊香”。
乱花渐欲迷人眼，热闹了一场过后，除了那些美丽的妆容、精致的服饰，仔细想想，这些作品里所包含的性别意识，是否真的那么独树一帜呢？每到颁奖季就要出来打一圈酱油或出一轮风头的性小众题材，到底是一件吸引眼球的新奇包装，还是有具有内涵的深度视角呢？
《丹麦女孩》《妇女参政论者》探讨更为小众化的性别意识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几部受到热议的电影，几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通过真实事件改编的方式。
《丹麦女孩》讲述“man into woman”的故事
《丹麦女孩》取材于世界上首位变性人的生平，身为艺术家的男主人公为了启发妻子的绘画创作，穿上丝袜衬裙，为她当起模特，却触动了心灵深处的女性气质，从压抑胆怯，到直面自我的身体，接受变性手术。
《被拒人生》中的女警与汽车修理工的女友，为争取拥有与异性恋夫妻同样的法律权益而努力，当片尾打出两位真实人物的照片，我们发现，两位主演“万年受”朱丽安·摩尔和出柜女星艾伦·佩姬，她们连发型和衣着，都原封不动地拷贝了原型人物。
讲述女性争取投票权的《妇女参政论者》，简直像一副历史画卷，线性时间叙述一丝不苟，在故事的最后剪接上黑白纪录片，20世纪初期的影像，街头游行的女人们，个个都拥有她们鲜活的生命故事。
《卡萝尔》改编自50年代的小说《盐的代价》，美国犯罪小说家派翠西亚·海史密斯当初以匿名身份发表了这部题材敏感的女同作品，直至四十年后方才承认是自己的作品，也难免引起些许关于其人生经历的猜想。
不可否认，因为来源于现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立体生动的性小众群体，他们作为生活中朴实的个人，没有轰轰烈烈的同志游行中呈现的那么慷慨激昂，也没有不食人间烟火的艺术电影里表现的那么悠游自在。
《被拒人生》中的朱丽安·摩尔
他们并非不羁放纵爱自由，也显然不是妖魔鬼怪，更不是研究者眼光中的社会运动的“运动员”，与体制对抗，做时代的异见者，听起来伟大而遥远，实际上都是被逼得退无可退之后的知不可而为之。
例如《被拒人生》中的一个细节，当犹太同志律师一路力挺身患癌症时日无多的女警，只想让她对着镜头说一句“支持同性婚姻”，一了百了解决所有问题的时候，朱丽安·摩尔饰演的女主角依然拒绝了，她还是强调“平权”，只要讨个公义而已。由此可见，尽管同属弱势的性小众，内部仍然可以和而不同，各持己见，不被轻易代言或篡改抹煞，这本身也是一种权利。
《妇女参政论者》中的女权人士
所谓群体的力量，除了“LGBT”群体这一对象之外，在此选题下不同电影间的呼应，也让性别意识的呼声更为响亮起来。《妇女参政论者》中的女权份子被警察拘捕关押；《神探夏洛克》中几个不起眼的配角，恰恰又是“地域新娘”的幕后推手，激进派女权团体中的成员；《卡萝尔》中迷人的金发贵妇受困于婚姻，又让人想起《45年》中夫妻间的隐瞒与倦怠来……
况且除了这几部新作，还有早几年的《时时刻刻》、《阿黛尔的生活》、《孩子们都很好》等等，彼此间的关联，构建了互文与对话的可能，从而如涟漪般回荡开来，形成奇妙的观影效果。
《丹麦女孩》中的男主展现“女性魅力”
至于《丹麦女孩》，它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罕见地將触角伸向LGBT中的“T（transgender）”，甚至更进一步说，它更涉及性别反串与演绎——当男主角展示其风格化的“女性魅力”时，也创造了一个幻想出的异质空间，这在他对镜端详自己身体的那一幕中表现特为尤甚，在短暂的情欲乌托邦中投射自我，那份不安与欢愉，借由“小雀斑”的演技和油画般的镜头语言呈现得淋漓尽致，这样的作品，让这个少数中的少数族群以温柔浪漫的方式走入大众视线，不可谓不是功劳一桩。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因为真实，这些电影常常都格外具有煽动性，轻易地就可以让观众深感共鸣，流下眼泪，同样的，也是因为确有其人，所以本身的故事哪怕再乏善可陈，也带有道德的光环，编剧可以省略不少关于故事逻辑性的推敲和塑造，以美学技巧轻易跳过或回避诸多表象之下的问题。
《丹麦女孩》选择性忽视“妻子”角色的女性主体性
就拿《丹麦女孩》中的妻子角色来说。首先，在改编电影时，编剧选择性忽视了原型人物、来自丹麦的女画家戈达尔画作中强烈的女同色彩：起初，她乐见丈夫扮女装，更教他装扮与仪态，却在见到另一半与男子拥吻时花容失色。但实际的情况是，真实的戈达尔善于描画大量饱含情欲色彩的女体形象，它们作为符码，为她自身的性别认同增添一份暧昧，这理应是一个更复杂的故事。
其次，在故事的后半截，她又被塑造成了一个符合社会规范的奉献者：先是哭哭啼啼，然后落魄而茫然地与爱慕者拥吻又犹豫，最后选择做个好妻子，帮助丈夫完成柔软的美梦，成全他、成就他。这让人不禁要问，影片着墨于“莉莉”身上身体性别与社会性别的辩证与拉扯，可是那个狂傲美丽且事业有成的艺术家戈达尔，她自己的女性主体性到哪里去了？
《卡萝尔》中身份悬殊的两位主角
在《卡萝尔》中，也不难发现，导演在有意无意间，强调了爱恋中的两位女性在社会和家庭背景上的巨大落差。从卡萝尔与特瑞斯的初次见面开始，成熟的前者撩拨、控制、引领，雍容华贵地在晚宴上跳舞，掌握了绝对的权力，稚嫩的后者混迹于酒吧，懵懂、乖顺、心如小鹿乱撞。
两人间的爱，或者说权力分配，倘若抛弃同性的人物设置，就无非是异性恋中为人所不齿的“男尊女卑”式的关系，但借着1950年代的风雅包装，老旧的旋律响起，唯美的长久凝视，如梦境般的画面与布景，眼神中的百转千回，摇身一变，就成了为人津津乐道的“总攻大魔王与痴情小白兔”、“爱谁不重要，成长才重要”，一下子高尚起来，升华为真爱至上的故事了。
《妇女参政论者》，妇女参政需得到男性支持
再来看，《被拒人生》也好，《妇女参政论者》也罢，都一致地设置了一位“男性第三者”的角色。《被拒人生》中警局的男同事，起初排斥女主角的同性恋者身份，后来态度扭转，帮助她，为她呐喊。
《妇女参政论者》里本该站在女权份子对立面的男督查，也是满怀怜悯地频频手下留情——在这重意义上，无论女人们的个体形象多么棱角分明，在两性互动中，她们还是化为男性关爱呵护的客体，而换个角度看，这些被安插进来的“局外人”，他们的眼神之于女性，本身就是种凝视，或者可以称之为俯瞰，多多少少带有对弱者的同情色彩，而它的根源，无非又是主流性别意识中的刻板印象了。
主流价值观对于电影的另一重入侵，则来自诸多换汤不换药的桥段，无私奉献、付出终有回报、坚持信念实现梦想，点点滴滴俯拾皆是，都是些老套的鸡汤式情节，具有浓重的说教感。这些一旦加诸于性小众群体身上，却立刻成为屡试不爽的催泪弹——这样看来，看似特立独行的LGBT外衣，反而成为稳妥的政治正确，要么细腻有余而犀利不足，要么摇旗呐喊的姿态过于迫切，让观众喘不过气来了。
但是，值得庆幸的是，对于“政治正确”的定义已经今时不同往日，从层出不穷的LGBT电影就可以反映出，起码当下的社会，不再对女性和性小众群体处处束缚重重标准，而是强调多元性和更多的包容。
《断背山》之后，性小众题材电影获得进步（《时时刻刻》《阿黛尔的生活》）
2006年，LGBT巅峰之作《断背山》诞生，十年间，此类型的电影从灰暗的色调，发展到有阳光美满的结局，关于不同性别族群的划分，也越来越细致，不再混为一谈，这显然是一种进步。
越来越多的此类作品，且不论押不押得中电影节奖项，就其内容对社会的进步影响而言，当然是件好事。一言以蔽之，以大时代中“love wins”的小人物故事感动观众，听起来简单，实则不然，要拓宽对性别光谱的想像，如何为之提供更多的可能，还是任重而道远。
作者：一把青
时光网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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