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据张发奎披露，“军妓”之事，非止于新一军。1944年桂林保卫战前夕，桂军亦曾明目张胆要求“军妓犒劳”。

　　1945年前后，孙立人在密支那为新一军搞了军妓制度

　　众所周知，抗战期间，国军的军纪问题始终相当严重，蒋介石日记中对此有颇多痛心疾首之描述。此种军纪败坏，乃极普遍之现象，即便是被美人誉为纪律严明之孙立人新一军，也不能例外。据新一军军官张善发回忆，1945年前后

　　“不论在先或在后出国的兵员，都渴望回国，人心不安，军纪涣散。……为了安抚军心和解决官兵性生活的需要，新一军采取了日本军队带军妓的方式。在孙立人等的授意下，派人回国以学习现代化通讯技术和做文化工作为名，骗招了一百多名女青年。出国后住在密支那市郊，名为‘慰劳队’，实为妓女。各军队中的官兵写申请，由主管部门安排去住宿，并统一扣钱。还有附近的一些外国军队特别美军很野蛮，他们也争着要去。有几名女青年因不愿受这种污辱，拒绝接待中、外官兵而纵身于伊洛瓦底江自杀了(这支‘慰劳队’直到回国后才解散)。”①

　　可资印证的是，稍后，新一军归国，奉命赴广州参加受降接收，军纪同样不敢恭维。据曾任广州市警察局督察长的练秉彝回忆“孙立人之新一军部队，军纪废弛，每晚黄昏时候，有官兵逾千，三五成群，……借搜查敌伪物资为名，四处侵入市民住宅抢劫财物。”②

　　练秉彝的回忆，可以得到新一军第三十八师副师长兼参谋长龙国钧的佐证。据龙国钧回忆，新一军当日在广州随意占用“明明不是敌伪产业”的“漂亮房屋”，结果“常常被控告到行营主任张发奎处，使张大骂新一军强横与腐朽。”龙国钧并且披露，新一军在广州还存在着严重的“侮辱妇女和所谓结婚问题”，“张发奎和孙立人为缓和民众对他们的指责，曾一再通令禁止嫖赌及限制结婚。……(但)新一军胡作胡为如故。广州舆论指摘新一军，说新一军是‘新日军’。这也是不能否认的事实。”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