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农民约有一万人，一夜之间，这么多农民从他们几代生活的热土上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要知道，这不是一支军队在秘密地调动，而是万余中国农民自觉自愿地秘密迁徙。至今，他们中很多人的第二代、第三代还生活在那里。

 

　　该乡成立农会时，地主姚本芳用8分田收买了姚有义，使他假装积极混入农会当主席(后区人民政*府审查农会时，发现姚有义历史不纯，清洗了他)。跟着，已被枪毙的恶霸地主刘登厚的侄儿刘攀槐又混入农会当治安委员，并掌握了农会的大权。农会7个委员，只有正副主席比较好，但是有职无权，其余五个委员都直接或间接被地主掌握了。12个小组长，其中有5个为地主所利用。农会的1066个会员中，中农占772人，贫雇农只占294人(全乡共有贫雇农1200多人)。劳苦农民不敢讲话，反霸分田分果实时，假积极分子分得多、分得好，劳苦老实的贫雇农却分得少、分得坏，甚至得不到果实。恶霸地主姚本芳的爪牙田天权(当过伪保长和伪保队副)曾混入农会当评议员，被清洗后，又派他的儿子田大林混入农会当宣传员。

　　1951年11月24日，土地改革工作队到乡后，从三个本乡的土改队员中，了解了一部分情况。接着土改干部到各组召开了各种会议，宣传政策，选择扎根子的对象。

　　和其他新区农村一样，不少的贫雇农有和平土改思想，认为恶霸地主已被镇压了，地主都老实了。农民已分了果实，土地改革没有油水，确定一下地权就行了。底层的贫雇农虽然迫切要求翻身，但仍有些怀疑、恐惧，不敢接近干部。大部分中农对土地改革不关心，并怕把田打乱平分。少数富农靠拢地主。干部进行访贫问苦时，听到的只是“搭帮（湖南方言，感谢之意）毛主席，共*产*党领导我们翻了身。”更深一层的话就听不到了。提到地主，群众只说死了的不说活着的，说远处的不说近处的，说扣押了的不说未扣押的，说别乡的不说本乡的。干部了解不到真实情况。有些农会小组长见到工作干部来了，争着向自己家里拉，要干部在他们家里住宿，吃饭，深怕干部住到贫苦农民的家中去。工作组长郝全在第六组召集五个小组长了解情况，问到地主活动的情况时，农会组长田昌柱说“地主在反霸后都老老实实了。”问到第六组谁最穷、谁最苦时，田昌柱首先提出他的侄子田必周。另一个正派的治安组长说“李高富、张天元最穷苦。”田昌柱立刻反对，说李高富、张天元如何“好吃”，如何“自私自利”。

　　工作组的领导干部发现干部深入不下去和到处碰壁的情形后，就强调干部应艰苦深入，与贫雇农同住，同吃，同劳动，建立阶级感情，扎下根子，并进一步了解情况。要求大家“沉住气，不乱跑，扎下去”。

　　于是工作队员改变了做法，不是一般地在面上进行了解，而是深入到贫雇农中，同他们交朋友。

　　该乡六组有个叫李高富的农民，外号叫聋子，虽然最穷最苦，但为人正派，夫妻俩只有一个4岁的孩子，家里什么也没有，住在乡小学旁边一间连着厕所的破房子里。

　　工作队了解这一情况后，就派了队员郝全去访贫问苦。郝全到李家时，正巧李高富外去打短工没有回来，他的老婆吴氏正在做饭。郝全就帮她烧火，同她拉家常，但吴氏不理会，眼看天快黑了，吴氏问郝全“我们聋子犯了什么罪呀?你告诉我吧!他跑不掉的。”虽经郝全多方解释，但吴氏仍有很大的顾虑。

　　不久，李高富回来了。郝全问他“今天在哪里做工?”李高富正要答话，吴氏马上说“他是个聋子，听不见的。”

　　第二天，天下着雨。郝全又去了李高富家。屋子里漏得满地是水，李高富盖了一件蓑衣在睡觉，吴氏坐在火塘边双手撑着头在发闷，郝全进去了也不理睬。郝全很亲切地问她“有病吗?”

　　吴氏不耐烦地回答说“有病，不能说话。”郝全就关切地说“不要紧，我们带有治头痛的药，我给你拿去。”

　　郝全拿来药后，又用开水冲好给了吴氏。吴氏被郝全感动了，态度有了好转，要郝全到火塘边去烤火，并叫醒了李高富，要他同郝全谈话。郝全问“为什么盖件蓑衣呢?”吴氏说“没有被子盖呀。”

　　“木匠屋里没板凳，祖辈劳动饿断肠，泥巴腿子单身多，十年长工子孙绝。你们想过吗？为什么会这样呢？”郝全引用的是在当地群众中普遍流行的俗语，“你受过多少苦，你想过为什么吗？”

　　郝全的话出动了吴氏的心灵，吴氏忍不住地讲起了自己的苦楚因为家里穷，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被子盖，生了三个孩子，冻死饿死了两个，剩下的一个才四岁。父亲年纪大了，还要上山打柴，因为路滑从山上滚下摔死……说到伤心处，吴氏大声痛哭。接着，又说出反霸以后她所知道的地主破坏活动的种种情形，还把丈夫也发动起来了。

　　工作队在深入发动群众中，还发现了地主的破坏活动。第八工作小组小组长殷咏贤，让本地队员田大林去启发、培养根子对象姚本秀。可田大林总是马马虎虎的，不住姚家，每天都回自己家里去住，搞了四五天，什么结果也没有。于是，殷咏贤决定自己亲自去扎根串连，就与另外一个女队员一起去发动姚本秀。姚本秀开始很冷淡。第二天，两人就同姚本秀和她的嫂子去劳动。经过一天的劳动，姚本秀对殷咏贤建立了信任，慢慢吐出了自己多年的苦水。自此之后，田大林也时常去姚家串门子。有一次，姚本秀正在谈自己的苦，看到田大林来了，马上转换了话题。殷咏贤注意到这一现象后，就将田大林调到另外一个小组。这时姚本秀说，田大林的父亲是恶霸地主姚本芳的狗腿子，还说出了田大林到县里开土改干部会回来后一连串的破坏行为。

　　工作队了解这个情况后，就将田大林及其他几个被地主利用的本地土改工作队员撤职，又逮捕了幕后指使的4个地主，并召集地主和当过土匪的人开会，号召他们悔过自新。这时，一些当过土匪和受过骗的村干部，也相继自动悔过坦白，揭露了地主的许多破坏活动。地主的阴谋基本上被打破了。

　　就这样，土改工作队各小组都扎下了根子，多的六七个人，少的三四个人。经过控诉地主过去的罪恶和现在的破坏活动，根子的觉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根子”有一定觉悟程度时，干部就组织小组根子碰头会，扩大“根子”的认识，继续提高觉悟，并使“根子”进行串连。工作队对他们讲“一个人的力量小，翻不了身”，“人多，主意多，办法多”的道理，启发根子与根子间碰头共同诉苦。通过根子碰头会，工作队掌握了地主的各种罪恶、剥削花样和破坏土改的活动。然后工作队又号召根子去找其他穷苦的贫雇农进行串连，并将串连的情况及时同工作队进行沟通。结果一个根子发动一连串的根子，根子的队伍也越来越大，多数成年的贫雇农都成了根子对象。

　　全乡已串连的贫雇农达到一定数目时，工作队先召开全乡贫雇农代表会，接着又召开全乡贫雇农大会，控诉地主的罪恶，选举了贫雇农委员会，将群众全面发动、组织起来。

　　黄桑坪乡的土改运动随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4、启发何庆娇母女诉苦

　　屠忠顺是全国政协中南土改20团第一队队员，1951年参加了广西柳城县土改，关于扎根串连，她37年后回忆到

　　何庆娇是我的根子，贫农邓国礼的妻子。我在靖西乡搞土改一直住在他们家里。何庆娇的娘家被地主何五保谋过财，害过命，是位苦大仇深的贫农妇女。可是开头她就是不肯说，不肯诉。经过一段工作以后，我和她交上了朋友，取得了她的信任。在我住到他们家一个月之后，2月25日，她向我倒出了她的苦水。她说

　　“何五保极恶的啊!他谋财害命，我爹娘在五保的水碾下面有一个水碾。五保时刻不忘想霸占。一天夜里，我哥从水碾跑回来说‘爹娘啊，咱们的水碾守不住了。五保想杀我啊！’以后几天就没敢再去守。快过年了，送谷子来水碾碾米的人多起来，又不得不去守。我哥五荣就在这夜被杀害了。脖子上挨了一刀，两只手也被砍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