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照片之所以能保存下来是因为这件事当年立了案，被公安局保存下来所以才能保存至今，作为历史的见证，它用真实生动的证据证明了当年骇人听闻的社会现象，为当年的大饥荒提供有力的佐证。1958年，全县“外流劳力”即逃荒的青壮年即达14500人，发病人数为193000人。但相比湖北、四川、贵州几个周边地区而言，澧县的老百姓也知足，他们说造孽啊，路上逃荒、饿死的，多是湖北佬和四川佬，还有湖区钱粮湖的开荒佬。澧县人说“佬”字不含地域歧视，相当于说“人”字。其实，当时澧县佬的处境也很艰难。但后来的局面，更让澧县佬如坠地狱苦海。

　　
　　 为在1959年取得“更大跃进”的“伟大胜利”，在全省开展的“反瞒产” 运动中，澧县县委独具匠心，在全县开展了一场来势凶猛的“反偷风” 运动。
　　
　　 县委第一书记马书玉认为从1958年到1959年，澧县粮食生产取得了大丰收，理应超额完成国家的粮食征购任务。但是，从春荒到现在，各公社不仅完不成国家征购任务，反而大闹粮荒，不是喊饿死了人，就是说食堂断伙，社员饿得要死了，一直闹到天昏地暗！现在看来，这完全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发起的猖狂进攻。不把社会主义制度和三面红旗砍倒，他们是决不罢休的！因此，我们一定要誓死保卫三面红旗，誓死打赢当前的食征购这一仗！
　　
　　 马书玉在县委书记处会议上，对与会者说，1959年秋收在即，各位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就是死也要完成今年的征购任务。现在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大丰收，大大地有！闹粮原因，主要是富裕中农向党进攻，农民在秋收时，把集体的粮食偷回家备饥荒了。此外，干部中自上而下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和本位主义思想，生怕留少了口粮，又会发生今年春荒的闹粮缺粮饥荒病死情况，大量隐瞒产量，以多报少，欺骗上级。因此，必须在全县开展以“反偷风”为主，以“反瞒产”为辅的“人民战争”！
　　
　　 马书玉在全县“反偷风”运动动员电话会上，杀气腾腾地宣布必须以坚定的党性和坚定的对敌斗争精神，全力以赴，打好“反偷风”运动这一仗！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帐要算清楚，新帐老账一起算！退赔要兑现，有粮退粮，有钱退钱，就是拆屋掀房，也要把吞下去的粮食给我吐出来！

　　
　　
　　 在马书玉的影响下，打人成风。中共常德地委在《关于澧县产生严重违法乱纪错误检查情况和处理意见给省委的报告》中说“造成了一部分干部思想混乱是非不清，有的认为打人是合法的，是有‘干劲’、‘立场坚定’，‘斗争坚决’，不打人则是右倾‘、‘立场不稳’，‘同情资本主义’。澧阳公社党委副书记万一平同志，在一次总支书记会上布置积肥任务时说‘你们一定要拿出干劲，有点火力来完成任务，如果完不成这个任务，我就要你们站桌子，鼓点干劲你们看一看’。九王大队十生产队队长胡子康说‘打了一次人，起码有五天好发动’。
　　
　　 王家厂公社龙堰大队总支书刘大连说‘运动来了就搞几下，运动走了就不能搞了；一个运动不打几个人好像没有什麽起色’。个别公社领导干部甚至布置打人，津郊公社党委副书记丁士英，在总支书会上还布置说‘人可以打，只有几个地方不打，鼻子不打，脸不打，耳根不打，其余地方都可以打’。以致造成打死人逼死人的不良后果。”
　　
　　 1959年10月11日～17日，澧县搞起了由干部带头压阵、武装民兵和积极分子开路的“反偷风”运动，把全县队队户户闹了个鸡飞狗跳墙。
　　
　　
　　 据1960年6月18日，中共澧县县委整风办公室上报地委并省委《关于我县产生严重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错误的检查和对马玉书、赵全志同志的处理意见的报告》称“全县范围内、普遍的发生了打人、打死人和逼死人的现象。” “全县被打的干部群众达19041人，占农村总人口的2.88%。其中因干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致死的520人，（整党、整社中死的102 人，水利工地上死的177人，去冬今春和社会主义再教育死的241人）。这些人属于当时被斗打致死的99人，斗打后自杀的140人，原来有病打后加速死亡或者是斗打成疾致死的117人，扣饭后自杀的127人，因克扣粮食而饿死的45人，其他92人。”

一个睡在人行道上的孩子，饥饿使他太疲倦了。

　　
　　 “全县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严重的有王家厂、闸口、白衣、澧阳和梦溪公社。这五个公社共打人10823人，占全县被打人的54.6%，因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而致死的258人，占全县死人总数的49.5%。”
　　
　　这些干部“有意为非作歹，摧残群众，危害人民，手段非常毒辣。体罚毒打群众的手段汇集起来，有40余种。如‘推排球’、吃屎喝尿、‘吊半边猪’、针穿嘴巴、棍穿阴部、男女互咬生殖器、坐水牢、火烧、打后赛跑、人碰人、拔牙齿等酷刑，都是骇人听闻的。有的地方错误的提出‘杀鸡吓猴’、‘打一警百’、‘堆罗汉’（被打人睡在下面，上面压人），和成立‘殴殴组’（殴脚筋、手筋、腰筋）、打态度组（辩论对象在斗争时，一上台就打，把态度打老实）、开攮攮会（把人推挤）。”
　　
　　 1961年4月整风整社运动，继任的县委书记张琢在中共澧县县委扩大会议上的检查报告中说“反偷风” 运动中，发生“全县性的非法抄家和非法斗争的违法乱纪现象。”
　　
　　 “全县当时有18个公社、317个大队，在‘反偷风’中开展了斗争的有291个大队，占94.7%，被斗对象11263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非法斗打或采取其他办法被体罚的共389人（据当事人回忆，当时几乎每个被斗对象都要受体罚——引者）。斗争中，干部违法乱纪的有792人，占全县作业组长以上干部的0.94% 。不少地方发生了错斗乱打的现象。与斗争的同时，各地普遍发生了非法抄家现象。全县有267个大队，占86.97%的大队搞了‘抄家’，被抄的有997户，占总户数的6.8%……共抄出粮、棉、衣被等各种实物折款达70040元。更严重的是有的地方在‘抄家’中还普遍采取了连抄家带拆屋、抄后封门、扫地出门等恶劣手法。”
　　
　　 张琢说，大跃进以来，干部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错误日益严重。“据初步统计，在全县29423个农村食堂管理员以上干部中，犯有不同程度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错误的就有10671人，占干部总数的36%；公社化以来，先后体罚群众90268人，占总人口13.9%；被扣饭68868人，总人口10.6%；因打致死的384人，因打自杀301人，因扣饭饿死的人，因干部作风问题造成其他非正常死亡350人，共计1299人，占总人口的0. 2%；因打致残废的有1813人，因干部作风问题外逃的有15996人（以上数字按类统计，人数互相有重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