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照片之所以能保存下来是因为这件事当年立了案，被公安局保存下来所以才能保存至今，作为历史的见证，它用真实生动的证据证明了当年骇人听闻的社会现象，为当年的大饥荒提供有力的佐证。1958年，全县“外流劳力”即逃荒的青壮年即达14500人，发病人数为193000人。但相比湖北、四川、贵州几个周边地区而言，澧县的老百姓也知足，他们说造孽啊，路上逃荒、饿死的，多是湖北佬和四川佬，还有湖区钱粮湖的开荒佬。澧县人说“佬”字不含地域歧视，相当于说“人”字。其实，当时澧县佬的处境也很艰难。但后来的局面，更让澧县佬如坠地狱苦海。

　　
　　 1961年4月整风整社运动中，县委书记张琢，在中共澧县县委扩大会议上的检查报告中说“这股‘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从五八年公社化后起，到这次整风整社运动开始止，才平息下来。据初步统计，公社化以来，全县各级刮的‘共产风’，折合金额达到3812万元，相当于三年农副业总产值（15732万元）的23%；其中光是刮的社员个人的各项物资折合金额达到1246万元，相当于五九、六0年两年分配给社员部分的30%。其中包括集体土地29563亩，社员自留地24307亩，房屋123960间，各种农具3823837件，现金2699000元等，每户平均90.4元,人平24.77元。
　　
　　 特别是拆房屋，挖祖坟，叫社员餐风露宿，几代同房，公公和儿媳妇住一起，三五家人家挤一间房，最使社员伤心和恼火。社员形容那种情况是“公媳同房，帐子做墙，说话为难，洗澡过关。”
　　
　　 如东公社的“共产风”越来越大，“一平二调”刮得树倒屋毁，家破人亡。土地、自留地、房屋、耕牛、牲猪、羊、鸡、鸭、鹅、锅、坛子、桶、刀、铲、火钳、钵、碗、菜盆、鼎锅、撑架、箱子、床、柜、桌椅板凳、犁、锄头、锹、粪桶、扁担、箩筐……
　　
　　 全社“一平二调” 社员各项物资折合金额达到172076元，每户平均106.8元。刘家远家中被搜得一干二净，就连桌、椅、板凳、刀、铲、钵、碗也没留下半点。
　　
　　 如东公社各级干部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也非常严重。据张琢在一次整风运动的县委扩大会议上说如东公社的干部对人民群众采取了法西斯统治，随便打人、骂人、捆人、吊人、扣粮、斗争、“辩论”、罚吹西北风、吃草、吃泥巴、喝尿、吃牛屎、灌大粪、儿打娘、敲牙齿、针缝口等。公社成立劳改队，有的大队还成立了改造队。开辩论会的时候，先把积极分子教好，让他们起带头作用，然后干部吹哨子为号，一起涌上去打，哨子控制节奏，吹得快，打得要快，吹慢就慢打，吹得声音大就打重，吹得轻，就打轻点等等。
　　
　　 1958年9月，干部带头从刘家远家中，抄出他老婆私藏在床下的家中全部现金25元钱不交公。
　　
　　 常言说得好，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欺骑。别人挨打，家族中有人的，或者本人刚强的，下手者还有些手下留情。而刘家远人菘货馕，平时就被人欺负惯了，这回两口子更遭了大罪。那年月，对老实人，不打白不打，打了也白打。他被人打得口吐白沫，他老婆被打得一头栽倒在地，就连两岁多的儿子也被人一脚踢得半天没哭出声。别人老婆挨打，做丈夫的无论如何也会跳起来拼命；他老婆挨打，刘家远缩在墙角不敢吱声。干部们走后，他老婆又哭又闹，口口声声骂他是个废物，没得本事，连老婆都护不住。
　　
　　 家里分文无有，两口子连看这场伤病的钱也没有。还是邻居好心，去扯了些治伤的草药来，两口子过了好些天才慢慢恢复。
　　
　　 1959年9月，如东公社各大队搞起“反偷风” 运动。大队和生产队一级级开大会，要社员老实坦白交待从1959年春荒以偷盗集体庄稼的罪行，说是“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自己积极交待、交待退回的，既往不咎。抗拒不交的，罪加三等。”
　　
　　 审到刘家远时，干部硬逼他老实交待。他在惊恐之下，承认说偷过一次苞谷。其实当时苞谷在地里还刚刚结穗，显然是强逼屈招。结果干部们硬说他偷了一次有二次，有二次就有三次。前前后后给他算成偷盗集体粮食20斤，硬是逼他交出来，并带民兵到他家抄家。干部们把他老婆在收割中稻时从收割后的田里捡的5斤多谷子全都抄走，公共食堂又罚他一家三口人停伙两天。
　　
　　 是年冬，因家中断粮断炊，他老婆实在饿得受不住了，于是丢下刘家远和儿子，跟着一个男人跑到外乡了。
　　
　　 1960年春节前后，家里粒米不剩，刘家远父子常常连清水煮野菜也吃不上。别人家为了救命，也顾不得人民公社的种种禁令，不少人偷偷私自跑到湖区捕鱼、挖藕，搞点吃的。刘家远胆小怕事，坐在家里干挨饿。大人都受不住，孩子饿得一天到晚哭哭啼啼，围着他要妈妈、要吃的。刘家远心烦意乱但又一筹莫展，常常坐在屋里独自发呆，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大年三十晚上，邻居见他家实在是太可怜了，便给他端过来一小碗野菜粥，父子俩这次总算吃了顿年夜饭。
　　
　　 这时，公共食堂一天开一顿伙，大人一人一碗见不到米星子的野菜粥，小孩子才给一勺子。刘家远的“饭”，常常被孩子吃了还不够，整天围着他哭闹喊饿。这时刘家远自己也饿出了浮肿病。
　　
　　 不久，公共食堂停伙断炊。刘家远父子俩已经几天没吃饭了。这天，孩子哭了一整天，到了晚上家里声息皆无。据刘家远后来自己交代，这些天里，他自己一听到孩子的哭声就烦躁不安，还经常出现幻觉，就连做梦也是梦见白米饭、红烧肉和红烧鲤鱼，还常常把走在路上的人，看成是在动的猪，想吃肉都快要想疯了。
　　
　　 当天夜里，他看到躺在铺上的儿子饿得就快要断气了，恶念顿生。心想，与其让儿子受罪，还不如把他杀吃了，吃个饱肚子自己再死也好。于是他找来一把破菜刀，几刀就把他儿子杀死了，并肢解成几大块，用水洗干净。又偷偷跑到地里，偷了一些生产队的胡罗卜，洗干净后，放到破鼎锅里，和儿子的尸体一起煮。
　　
　　 那天晚上，刘家远说他几年来第一次吃了餐过瘾的肉！
　　
　　 第二天，邻居没见他家小孩子哭闹，“连人影子也没照过面，感到有些奇怪，就到他家里看看。”这一看可把人吓坏了。只见几块砖头搭起的灶上放个破鼎锅，鼎锅里还煮着小孩的头、胳膊和腿脚！于是赶紧跑到公社去报案。
　　
　　 刘家远被捕后，一五一十地交待了他的罪行。说就是不想让他儿子再受罪了。还说他的想法，是吃完了儿子自己也死了算了。
　　
　　 刘家远被枪毙前一天晚上，监狱破天荒给他端来了一碗大米饭。据同号的犯人说，刘家远竟把米饭放在地上，先祭了一番死去的儿子，嘴巴里不知道念念叨叨些什么，然后几大口就把一碗饭吃了个精光。
　　
　　 刘家远案在澧县影响很大。大概直到1964年初，随着人们的兴奋点转移到“四清”运动对干部“四不清”问题上去，刘家远案才逐渐淡化出人们的视野。但是，对我们这些小孩子而言，刘家远案是我们永远的恐惧和心痛！
　　
　　 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人们从大字报和批斗大会上，经常可以听到和看到对当年 “四大公案”的控诉。可以想见，澧县的“文化大革命”会有多么激烈、多么残酷……
　　 苏海清案
　　
　　 苏海清,1927年农历10月初7生，澧县人。查阅其档案材料，用官方套话说，家庭成份贫农，本人农民出身，初小文化程度，家住闸口公社澧阳大队暖水街。时任闸口公社三元大队总支书记。
　　
　　 澧县虽是鱼米之乡，然而贫富不均自古为常。穷汉出路有三条“讨米、打工、当壮丁”。苏海清家贫，“无隔日之粮”，自小给人帮工打下手，混口饭吃。他爹是个老实人，常受人欺负。而苏海清十几岁上就和一帮泼皮混成了小镇上的“闹街虎”。
　　
　　 他后来当上总支书记后，在大队会上得意忘形地吹嘘过老子这个人是不简单的，想干的事一定能办成。少年时受豪强欺负，曾经发愿不管天，不管地，这一辈子一定要出人头地，让人给老子牛做马，老子要做人上人！
　　
　　 乡亲们后来说，苏海清打小就有一身的泼皮劲，又一懒二馋三好色。外面帮工，吃在人前，干在人后，十六七岁，就没少调戏大姑娘小媳妇的。后来在一家富户帮工，竟然先是话里话外，动手动脚，勾搭人家媳妇，后来又想调戏那家才十多岁的小姑娘。从此以后，没哪家人敢请他帮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