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照片之所以能保存下来是因为这件事当年立了案，被公安局保存下来所以才能保存至今，作为历史的见证，它用真实生动的证据证明了当年骇人听闻的社会现象，为当年的大饥荒提供有力的佐证。1958年，全县“外流劳力”即逃荒的青壮年即达14500人，发病人数为193000人。但相比湖北、四川、贵州几个周边地区而言，澧县的老百姓也知足，他们说造孽啊，路上逃荒、饿死的，多是湖北佬和四川佬，还有湖区钱粮湖的开荒佬。澧县人说“佬”字不含地域歧视，相当于说“人”字。其实，当时澧县佬的处境也很艰难。但后来的局面，更让澧县佬如坠地狱苦海。

　　
　　 最多的一个人打过340多人，打死过15人，两年多来扣群众饭的有扣到160多次的。在这些食堂管理员以上干部中，贪污多占的有8932人，占干部总数的30.3%，共贪污多占各项物资折金额199281元，相当于全县60年分配给社员工资总数的4.16%。其中粮食705513斤，可供 1803人吃一年；布票27424尺。另外，乱搞男女关系的有2829人，占9.6%，共搞了女人4480人，最多的一人搞了20多个。”
　　
　　 张琢也看到了干部个人素质恶劣和干部队伍变质的严重问题“全县原有18个农村公社，296个大队，根据这次整风整社揭发的结果，属于坏人当权的三类公社有6个，占33%（其中钻进来的坏人当权的2个，拉出去的当权的2个，死官僚2个），属于坏人当权的三类大队有125个，占40.2%（其中属于钻进来的坏人当权52个，拉出去的坏人当权的57个，死官僚主义分子当权的10个，其他6个）。在原有2203个生产队和6659个生产小队，属于坏人当权的生产队有645个，占29.3%，生产小队有1061个，占16%。全县29423个农村食堂管理员以上干部，根据掌握的材料初步排队的结果，属于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严重的不明情况，违反党的政策，犯了错误不肯正视，屡教不改的死官僚主义分子就有1661人，占5.65%(原文如此——引者)，属于蜕化变质的分子就有1664人，占4%；属于钻进来的坏人有657人，占2.24%。这些人当上干部、窃居重要职务以后，有的勾结包庇纵容坏人，一意孤行，不顾群众死活；挂共*产*党之名，行国民党之实，在人民群众头上作威作福，实行残酷的阶级报复，想尽千方百计整治群众。除了随随便便打人、骂人、吊人、扣粮、扣工分、罚趴、斗争、‘辩论’、反省、搜查、抄家、游行示众、戴帽子、罚跪、罚站、罚晒、罚吹西北风等等以外，还使用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手段。他们私设法堂，严刑拷打，刑罚之多，有如画地为牢、坐水牢、泼冷水、滚雪球、跑‘麻城’、叫女人赤身裸体、男女互咬生殖器、开朗诵（推搡）会、推排球、拔胡子、扯头发、吊‘鸭儿水’、抬‘穿心杠’、脖子上挂屎桶、跪碎瓦渣、叫人家喝清尿、吃牛屎、剁指头等等。”
　　
　　 张琢在会后和县委书记处书记们谈干部作风问题时，书记们一直认为，土改时的积极分子中混进太多“流氓无产者”和“严重不纯分子”，后来有提到农村基层干部，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张琢还尖锐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这些坏分子的活动下，不少地方打人成风，群众敢怒而不敢言；极少数地方已经变成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例如澧阳公社荷塘大队坏分子潘启才，就曾经规定打死人后有‘三不准’（不准死者家属收尸、不准哭灵、不准买棺材，甚至还要死者家属笑）。该队中农社员李绍云被潘打死后，不但不准收尸哭灵，并且还要画像斗争，叫别人代他受斗。梦溪公社又新大队坏分子傅绍发为了强奸一个贫农的女儿，竟敢当面通知女方的父母要和他女儿睡觉。女方不答应，就采取罚重工、扣粮、调虎离山等办法，以遂其兽欲。“群众把这些坏分子和违法乱纪分子称为‘老虎’、‘阎王’、‘笑面虎’、‘阴雷公’、新恶霸’、‘新把头’、‘马老五’、江正发’（均系大土匪）。这些事情不光是一个地方有，而且几个地方有。不仅是基层干部中有，就是县委成员中也有这样一少部分人。”
　　
　　 王家厂公社曹家河大队生产队长周用考，残害人民群众，逼死四人（都是贫农），打了三十九人，霸占人妻。
　　
　　 据中共常德地委向湖南省委上报的《关于澧县产生严重违法乱纪错误检查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说，原县委第一书记马书玉，对待落后群众还有一些错误观点，认为那些“调皮捣蛋”的非打不解决问题。他在县委中曾经说过“对那些调皮捣蛋的，非打不解决问题”。“这些人不怕送公安局，只怕送农会”。还说“打人不对，但有时还起作用”。尤其是地委曾几次批评澧县死人多时，他还说“地委说我们死人多，按人口比例来说不一定多”。对全县这种严重的死人事件，从五九年十一月一直到六0年四月，没有提到县委会上进行认真的研究。
　　
　　 置人民群众的生死于不顾，不惜以暴力为手段来推行“更大跃进”，以至后来继任的县委第一书记和老百姓异口同声澧县人民陷入了“人间地狱”！干部严重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人民饥寒交迫，逃荒、病、死者，占全县人口的42%！
　　
　　 据县委书记张琢在县委扩大会议上的检查报告仅1960年整风整社前，全县外流逃荒的即达15876人，全年发病人数高达261500人！此外，据我对整风整社、新“五反”、社教运动中揭露的有关数字进行统计，从1958年初至1961年底，澧县死于病、饿、打的人数，约为71530人，超过全县总人口的11%！
　　
　　 淞澧分流工地暴力案，就是在庐山会议后，“反右倾”、“更大跃进”运动中，澧县全县惨案普遍化背景下，一个典型的案件。
　　 刘家远惨杀亲子食子案
　　
　　 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刘家远惨杀亲子食子案，经常给我们一些小伙伴惊心动魄、夜来恶梦搅魂的恐怖感，和夜间一见迎面过来长得凶神恶煞者，就有被害的恐怖，扭头就跑的心里障碍。
　　
　　 刘家远是澧县如东人。如东靠近洞庭湖区，是个风景如画、富甲澧洲的好地方！
　　
　　 洞庭湖虽早已失去了曾经八百里烟波浩渺的气魄，但一片片淤积平原养育着一代代拓荒的洞庭儿女。澧东土地肥沃，物产丰饶，田里出产粮、棉、油、丝、麻，湖中盛产鱼、藕、莲、芡、菱。偶有田土歉收，则湖中的出产尽可让人们得温饱而有余金。如东人的富足，着实让澧州人为之艳羡。
　　
　　 然而，在苦日子年代中，刘家远杀害亲子食子案，却又着实让惨案频仍、业已见多不怪的澧州人民，也为之震撼和悲哀。
　　
　　 刘家远是一个老实人。他出身贫寒，自小在饥寒交迫、缺衣少食和受人欺凌中长成，养成了软弱自卑、沉默寡言的性格。1948年他被国民党抓壮丁，押上炮火连天的东北战场。不久，他所在的部队全军覆没，刘家远也成为解放军的俘虏。在部队，战友们对他的评价还好，说他话不多说，事不少做，领导上喊往哪里打，他就拼着性命哪里冲，大小也立过几次战功。但人老实到没多少出息，几棍子也打不出个屁来，因此不大讨干部喜欢。1950年，他复员回乡。
　　
　　 刘家远回乡后，分了土地还分了房子，老老实实地干活种田，渐渐生活也有了些起色，娶妻生子，小日子也还过得有些兴旺。乡亲们都说他娶了个能干泼辣的女人，刘家远家旺人兴有了指望。
　　
　　 无论是互助组，还是合作化，运动一来，干部一号召，大会、小会一开，一说不加入就是思想落后、不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拿他是复员军人说事，要他“起带头作用”。刘家远胆小怕事，吓得战战兢兢，回家就要拿土地证，牵牲口。他老婆死活不同意，两口子每每都要大吵大闹一番。但刘家远总是带头入组、入社。合作社生活一年不如一年，两口子意见也越来越大。
　　
　　 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澧县的“共产风”在全地区都是有名的厉害。而庐山会议后，全县再一次刮起了十二级“共产台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