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舰歼15训练

中国舰载飞行员从零开始的历练之路

1985年出生的袁伟同样来自南海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和张超同批被选拔出来。作为海军超常规培养的舰载机飞行员，袁伟和张超两个“插班生”进入前一批飞行员序列中参加训练，并赶上训练进度。在袁伟的房间，《环球时报》记者看到一叠厚厚的训练用教材。袁伟说：“我们先后学习了理论改装、熟悉座舱图，座舱实习，飞模拟器，地面准备工作等等。”袁伟描述这些训练内容时显得轻描淡写，但实际上，通过一个细节就能知道舰载飞行员的职业严苛性。《环球时报》记者在歼－15舰载机的座舱内看到，操作台面上密密麻麻上百个飞行仪表和电门呈半弧形状展开，但对于飞行员而言，他们能做到“一摸准”。袁伟说：“开始阶段重复所有按钮需要1小时左右，最后是10分钟。”这意味着与每个按钮相关的操作动作和程序，张超和战友记得丝毫不差，各种空中特情处置情况更是烂熟于心。

在飞行员做出发准备的会议室里，墙上写着“精准、守纪，零容忍”。舰载机飞行员着舰范围允许误差非常小，前后允许误差30余米，左右允许误差只有几米。原先的空军战斗机飞行员孙宝嵩是空军最有含金量奖项“金头盔”的获得者，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这好比开车，以前开车是8车道随便开，现在只有1个车道能开”，“以前正负误差是50米，现在标准比以前提高了10多倍”。诸如此类的差别还有很多，在这项风险系数高于航天员的职业中，任何一个细微的差别都会带来安全隐患，这也就要求任何一项日常工作都要以极为苛刻的标准来完成。

标准从哪里来？中国在舰载机飞行员培养体系方面完全是从零开始。首次着舰成功的戴明盟是一个标志性人物，也是历史性突破，因为他的成功预示着中国摸索出一些舰载机飞行员训练方法。在采访中，戴明盟说：“这个方法是靠量积累出来的。”据他介绍：“在摸索阶段，通过量的积累摸索出上舰的方法，然后验证这套流程是不是科学、合理和安全，是不是符合更多的后来人，然后固化下来。在最初突破阶段这个方法是可行的，但是随着规模的扩大，继续走这种方法就得不偿失了，我们要摸索用最少的代价办最多的事情，获得最大的效益。”

《环球时报》记者看到，在机场训练场地旁边的塔台墙上写着：“大胆地训 科学地训 安全地训”。戴明盟解释说：“现在的训练方法是减少训练量，改进训练方法。一代代飞行员都要承担这种任务，在不影响安全的前提下摸索出一个合适的训练量，使得他们成为合格的舰载机飞行员。”这也意味着，从戴明盟开始直至张超所在的飞行班，以及未来一段时期内每个班次都是在探索大纲和训练方法，每个班次都不一样。张超和袁伟的超常规培养也同时担负着摸索训练方法的任务——到底能用多长时间达到标准？而这个标准会成为培养下一批飞行员的方式，而这所有的探索都会为中国自主培养舰载机飞行员提供经验和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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